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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不纳税、有代表”与西方社会危机
关键字: 西方民主纳税福利社会资本全球化北欧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尽管因素很多很复杂,但“一人一票”制度显然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首先,这一制度实现了人的政治权利;再者,政治权利又通过选票演变成了社会经济权利。并且,无论是政治权利,还是社会经济权力,都是被视为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即天生就有的,和后天的作为没有任何关系。
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女性普选运动
就社会经济来说,“一人一票”的结果就是“一人一份”,即一人获取一份福利。这份福利权利是得到了制度保障的,因为有选票,也就是“有代表”。不过,“一人一票”能够保障每一人得一份,但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每一个人贡献一份,也就是说“不纳税”。在没有任何机制保障“一人贡献一份”的情况下,福利社会就必然面临可持续发展危机。
进而,福利社会也造就了大政府。穷人永远是存在着的。在福利社会产生之前,西方的穷人问题主要是由社会组织来负责的,尤其是教会。教会在很长历史时间里提供了今天被称之为“社会政策”的功能,向穷人发放救济和各种帮助。
直到今天,非政府组织和教会仍然在这个领域扮演着不小的作用,不过社会组织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已经不能相提并论了。随着大众民主的推进,政府取代社会组织具有必然性。包括教会在内的非政府组织的钱并非来自纳税,而是来自富人的捐款或者其他途径,来自这些途径的经费经常不能得到保障;同时,经费的使用也没有普适性,因为有很多人照顾不到。
再者,如果政府只是在灾难的时候提供一定的保障,也不足以保障全体国民的体面生活。因此,只有政府制定的社会政策才能覆盖全体公民,才能体现现代社会的“公民权”。从这个角度看,福利制度的发展的确造就了巨大的进步社会,它促成了社会服务的国家化。
但严峻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福利社会首先导致了政府规模的大扩张。大政府不仅消耗了过多的纳税人的钱,而且也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这就是80年代英国撒切尔革命和美国里根革命的大背景。这场革命实际上是资本对福利的不满。不仅如此,福利社会有效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动机。
如果不工作也能过体面的生活,那么如何保证不养懒人?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哪里来?那些勤奋工作的人的积极性如何不受负面影响?很显然,当越来越多人不用纳税而能享受不错的福利生活时,那些纳税人的工作积极性就受到打击,从而鼓励更多的人不想工作,越来越少的人纳税。
更为糟糕的是,资本很快就找到了逃避大众民主所带来压力的有效方式,那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资本流动,使得主权国家政府失去了经济主权,今天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可以宣称其拥有经济主权。经济全球化不仅赋权资本,使得资本找到了西方之外的财富源泉,更使得资本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政策。
有些观察者称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为了逃避税收,这并非没有任何道理。再者,尽管经济全球化为资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资本的财富不是国家的财富。当资本越来富裕的时候,普罗大众反而变得贫穷了。这就是今天西方收入差异巨大、社会高度分化的现状。
移民潮给福利制度增加负担
同样重要的是,全球化也导致了全球性移民潮,人们从穷国移民到富国。尽管移民的直接动机是为了追求经济机会,但也给当地的福利制度增加了负担。
涌进北欧国家的叙利亚难民(@华盛顿邮报)
如何解决问题?一句话,这些问题是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三者之间失衡的产物,问题的解决就是要使得这三者之间重新获得平衡。今天的现状是,资本权力过于强大,能够把经济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对把财富放在哪里拥有绝对的主权。
因为全球化,资本可以把技术和劳动者分离开来,或者说不用高度依赖劳动者了。从前,资本必须把技术和劳动者结合起来才能转化成为财富,现在不需要了。这不仅是因为资本总是能够在海外找到更加廉价的劳动力,更是因为现在的技术本身可以取代劳动力而直接创造财富。
另一方面,在“一人一票”体制下,政府的政治主权得到强化,无论是政府还是选民,他们都是不能“移民”的。因为过度的全球化,今天的西方社会出现了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这些能够影响到政府行为,但基本上影响不到资本行为。资本已经为自己在全球范围内建构了平台,既能享受到一个国家的好处,也能够逃避这个国家所设置的规制。
一边是资本强权,一边是政治弱化,这使得西方社会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针对技术的进步,有人建议向“机器人”征收税收,因为“机器人”正在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针对资本的高度流动性,也有人建议全世界政府联合起来,共同向富人多征税。
北欧一些国家开始施行向每一个人发一份工资,使得工资与工作脱离。这可视为是传统福利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在这些社会的福利已经很高,再增加“一人一份工资”可以承担得了。
不过,所有这些能否解决问题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除非资本的道德水平提高到非常高的程度,不再那么自私和贪婪,能够和普罗大众“共命运”;除非普罗大众的道德水平能够到达一定的水平,不至于趋于懒惰,滥用福利制度。不过,今天的精英道德普遍低下(本栏已经讨论过),更不用说是普罗大众了。在没有根本性制度变动的情况下,任何善意和良好的设想都是没有任何保证的。
如此看来,历史不仅不能被“终结”,而是需要重新向变革开放。世界已经步入一个继续秩序重建的新时代了。
(本文原载1月23日《联合早报》)
- 原标题:“不纳税、有代表”与西方社会危机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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