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中国模式”概念在中国和国际上都存在着争议。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发展就是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并不存在特有的“中国模式”；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未来必将走向西方现行的“民主加市场经济”模式。但张维为通过其对比上百个国家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对比中西方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并对中国发展的一整套做法、思路和制度安排深入研究之后提出，中国确确实实走出了一条中国特有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而且他提出，这条道路正在经济总量、百姓资产、社会保障、科技创新、制度安排和思想理念六个领域超越美国。

从总体上而言，相对于西方的多党制选举民主，张维为提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它有四个领域与西方不同：一是政党不同，中国是“ 国家型政党”（a stateparty），代表的是中国民众的整体利益；二是民主制度不同，中国采用的是“协商民主”，包括决策领域的“新型民主集中制”；三是国家领导人产生方式不同，中国是“选贤任能”（meritocracy），是“选拔＋选举”（所谓“选拔”，实质上就是通过制定一定的道德和才能标准，遴选出领导候选人，然后才是间接选举产生），其特征是逐级间接选举、提拔，并受到任期限制（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领导人，都只能任两任即十年）；四是经济体制不同，中国采用的是计划与市场共存的“混合体经济”。

这里特别应该强调的，是中国式的协商民主实质上要比西方的选举民主要广泛得多。西方的选举民主主要局限于政治领域，特别是被锁定在最高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上。中国的协商式民主贯穿于整个社会。集中表现在任何大事——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要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并通过协商，达成广泛一致以后再演变为方针政策。中国最为有效和著名的，就每五年一次的经济“五年计划”。中国的“五年计划”包括地方、全国各个层面，每五年通过上上下下反复咨询、论证，制定出一个五年计划，随后执行。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就是通过这种名符其实的协商民主而实现的。对比西方通过选举后上台的国家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无法做到选举承诺”相比，中国的“五年计划”几乎一步一个脚印，都能够实现。因为中国的五年计划不是一个政党的政治家臆想出来的，而是通过全民和精英共同研讨出来的，因而具有非常现实的可行性。

西方诟病中国最激烈的，就是中国的领导人产生方式：非直接普选。中国采用的是“选贤任能”制度，是一种“选拔＋选举”的制度。一方面，要当选为中央层面的领导人，都必须担任过两个省份领导人的工作历练。也就是说，必须有实际领导上亿人口（中国的省份大多相当于一个欧洲的中等规模的国家）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党内或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并有五年一个任期、不得连任两任以上的任期限制。这样的制度安排，保证了中国目前的国家领导人都有丰富的执政经验和能力，并保证了政权的稳定过渡。这种“选贤任能”的“选拔＋选举”的制度经过事实证明是非常有效、也是符合目前中国发展的需求的。盲目、机械地用“非直接普选”来质疑中国政权，是非常荒谬的，是一种“民主原教旨主义”。事实上，张维为提出，国家治理是“良治”还是“劣治”（或良政与劣政）才应该是衡量一个政权好坏、优劣的标准。

张维为还提出，西方选举民主体制解决了政治权力的平衡问题，却没有解决资本力量、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问题。其结果是资本力量超强，使民主演变成一种“钱主”；这直接导致美国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四月份在美国出现的“美国民主之春”运动。99%与1%的矛盾趋于激化。

而中国事实上却成功地解决了资本力量、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问题，因而中国三十年来的“良治”举世有目共睹。中国不仅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民众的实际财富增长也是非常迅速的。张维为曾举中国西南财经大学2012年的一份《中国报告》指出：中国家庭净资产总值当年为69.1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的57.1万亿美元。

中国肯定还有很多问题。认识中国也有很多角度。但张维为教授的角度对于法国学者来说，很有可能比较新颖。目前张维为的书已经有了英语、日语、韩语乃至阿拉伯语版。很可惜迄今没有法语版。在法国似乎还没有一家出版社对其三部典感兴趣，可能认为这是“中国官方话语”。张维为说，“三十多年来，西方对中国做了很多悲观的预测，我做了很多乐观的预测。西方的预测几乎都错了，我的预测都对了。”骄傲的法兰西学者是否也应该垂注一下这位中国学者的“政治不正确”的观点呢？

（本文原标题为：《当美国民众要求民主的时候——兼论张维为的“中国模式”》，转载自欧洲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