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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近代君宪派何以从中心走到边缘—以康有为为例
关键字: 康有为百日维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君主立宪在这里,读者可能会碰到了一个历史分期的问题。19世纪维也纳体系,究竟属于据乱世还是升平世?但从“夷灭菲洲”的说法来看,康有为应该就是把维也纳体系作为升平世的国际体系,只是德皇威廉的对外政策出现了“返祖”现象,不是继续推进国际联盟的建设,而是“私其国”,攻击其他文明国家(诸夏)。在这里,康有为悄悄修正了他在流亡期间对德国将战胜英国、登上世界巅峰的分析,将其原本并不排斥的通过“铁血政策”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德式思路,重新界定为一国的自私自利。
而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避重就轻的反思路径,根本没有触及德国政制与其地缘政治环境之间的张力——由于德国地处中欧,东西方都有强敌,这就需要建构比较和谐的文武关系,以确保军事和外交两方面能够协同行动,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在威廉一世皇帝统治时期,存在一个由皇帝、首相俾斯麦和帝国参谋总长老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891)共同组成的、相对和谐的“三驾马车”。俾斯麦尽管并不直接统军,由于他对德国统一的功绩,在军队内部也享有崇高威望。老毛奇指挥陆军,能征善战。皇帝对两位当世奇才都充分信任,同时凭借自己的权力和威望,在文武之间起到比较好的协调作用。但即便如此,文武之间的摩擦仍难以避免。普法战争之后,德国陆军不顾俾斯麦的反对,要求对法国科以巨额赔款,并要求割让阿尔萨斯与洛林,从而为德国制造了一个“世仇”。
威廉二世的上台改变了原有的相对和谐的文武关系。他经常由着自己的性子,打乱官僚机构的常规运作,但又没有真正清晰的替代计划。他罢黜俾斯麦,将首相变成自己的直接执行者,随意干预政务。同时,他又喜欢直接对军队发号施令。这位年轻的皇帝拥有巨大权力、却没有相应政治能力,其盲动导致了文武关系的紊乱,而其对英、俄、法的不断挑衅,导致了三者联手,德国最终陷入了俾斯麦最担心的两线作战的境地。德国的失败,看似是政策问题,但从根本上可以追溯到政制与地缘政治环境的不匹配。
不过,即便在他所认同的德国典范遭到失败之后,康有为仍然坚持,君主立宪制是当下历史阶段最为合适的政制。只是为了适应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史条件,康有为主张采取英式的君主立宪制,他称之为“虚君共和”。之所以是英式而非德式,有若干重要的考虑:
第一,德式君主立宪制需要一位积极有为的君主作为核心,在光绪仍然在位的时候,可以承担这个核心的角色,但年幼的溥仪是无法承担起这样一个核心的角色的,更适合一个“虚君”的角色;
第二,德式君主立宪制需要君主能够实质掌握军事权力,而这在辛亥革命之后的碎片化局面下,也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尤其是北洋集团的既得利益,已经很难打破。因此,在1917年张勋复辟过程中,康有为主张实行英式的虚君共和,尤其提议邀请北洋集团的元老徐世昌来担任内阁总理大臣,以显示对北洋集团既得利益的尊重。[67] 但是张勋并没有按照康有为建议的路线操作,北洋实力派们感觉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张勋的侵犯,群起而攻之。而这正从反面证明康有为对于北洋集团既得利益的估计是比较正确的。在辛亥革命之后,重建德式的君主立宪制,已经不可能了。
一直到其1927年去世,康有为一直呼吁以溥仪为帝,重建英式的君主立宪制。但是在民初的两次君主复辟失败之后,这一思路已经成为空想。第一,考虑到汉民族主义情绪的广泛存在,溥仪的可接受度其实是比较低的;第二,袁世凯和张勋的两次复辟及其失败,导致中国进一步碎片化,军阀之间形成相互牵制的局面,一个军阀打出复辟旗号,会被其他军阀认为有统合众人之志,因为触及到其他军阀的既得利益,很容易导致“群起而攻之”的局面,因此很难打造一个支持君主立宪的军事联盟;第三,在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意识形态新旧领域的对立更加严重,君主立宪制的意识形态整合力进一步萎缩。
《走向共和》视频截图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康有为对君主立宪的坚持,或许可以被理解为其理论的彻底性,而他的基础理论,又扎根于19世纪维也纳体系的政治经验。正是在一个由对共和革命的恐惧所带来的国际体系之下,他完成了其“三世说”的建构,将君主立宪制设定为“升平世”的主流政制,而共和制则属于遥远的“太平世”。既然“太平世”仍遥遥无期,那么从逻辑上说,中国现阶段应当追求的,就是君主立宪制。但是,一战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国际体系,世袭君主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确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而正在到来的国际体系,与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截然不同。创建维也纳体系的欧洲列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防止共和革命的发生,确保世袭王朝的统治。而1919年创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列强已经没有政制上的共识,它们所创建的新的协调关系也是高度不稳定的——对德国的羞辱和报复,导致了后者复仇心理的潜滋暗长;同时,新生的苏联,也被排除在列强的协调关系之外。
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持续进行,导向新的战争。而这意味着,不仅中国的君宪复辟运动很难再得到国际体系的支持,即便是其他的国内政治运动,在国际上引发的反响也都是高度分裂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20世纪初到20年代,康有为的宪制主张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但其在中国的思想光谱中,却从主流走向了边缘。
四、余论
康有为通过重新解释公羊学“三世说”,提供了一个理解全球国际体系与各国国内宪制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尤其是将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纳入其内部,这是一次惊人的“儒学普遍主义”努力。然而,康有为对于国际体系与国内宪制的思考,受到了维也纳体系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刻塑造,比如说,敌视法国的共和革命,并将君主制与富强和繁荣关联在一起。
康有为看到德意志第二帝国蒸蒸日上的态势,迅速将其宪制归结为其走向富强的原因,而没有深入探究宪制与富强之间的相关性。而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正是因为威廉二世的智慧和德性与第二帝国巨大的君主权力无法匹配,德国才陷入俾斯麦曾经努力避免的两面作战的困境。德意志第二帝国宪制中的某些部分对于德国自身是否有利都存在很大的疑问,更不用说其他国家了。
康有为的思维方式在立宪派中颇具典型性。我们不能忘记,1915年的“筹安会六君子”中,严复与杨度都是对同时代的国际体系十分了解的知识分子,严复更是被晚清士林认定为西学先锋,甚至是西化派。但这些在维也纳体系下形成自己理论体系的思想家,都难以脱离一个事实的影响:当时国际舞台上最强大的西方列强,基本上都是君主国。对他们而言,即便是“西化”,也绝不意味着废除君主制。这种对自己站在世界主流一边的自信,是支撑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之后继续主张君主制的精神支柱之一。
但世界秩序本身在变化,一个时代的主流,在另一个时代,就可能不再是主流了。康有为所经历过的上升和下降,也可以在我们的时代找到类似的经历。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变成了美国主导的新国际体系中的异数,中国的宪制和发展道路,也遭到了极大的质疑声浪。在这一背景下,种种与“国际主流”“接轨”的学说应运而生。一种意见是,自外于“主流”将导致中国的削弱,只有融入“主流”,中国才能达到真正的繁荣与富强。这一意见回应了自从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富强”的不懈追求,因此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然而,困难在于,如何证明一个宪制能够给一个特定的国家带来“富强”?在列国竞争的时代,一种明显不利于国家自存自强的宪制会直接带来国家的衰落,从而很容易显示出其弱点——比如1652~1791年间波兰贵族议会制实行的一票否决权(liberum veto,自由否决权),导致议会经常限于瘫痪,国家无法作出必要的决策,波兰屡遭瓜分,也使世人看清其宪制存在的根本缺陷。
但是,许多制度并没有这样立竿见影的效果,它与国家实力上升之间的关联性不容易识别:究竟是宪制的优越导致了国家实力的上升,还是其他原因带来的国家实力的上升,导致宪制运作顺畅,从而使其看上去比国家贫弱时期更有吸引力?
历史不是一间实验室,允许我们控制某些变量,重复一些历史的进程,从而夯实我们对于因果关系或者相关性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很容易会受到“广告”的影响——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掌握了话语权,有更多的资源来塑造自己的宪制的良好形象。而处于霸权支配之下的受众,往往会简单地推断,广告中的宪制就是霸权国家富强的原因,而忘记了“不看广告看疗效”这句老话。
国际体系处于流变之中,霸权不断发生更迭。大国夹缝之中的小国往往无法抗拒机运与强力,缺乏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宪制和发展道路的空间。但对于大国而言,理性的慎思就有更大的用武之地。宪制发展的方向是否正确,关键不在于是否与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保持一致,而在于如何整合与凝聚这片土地上的民众,并对他们的需求做出积极的回应。有了这种政治整合的能力,国际体系的边缘也可能会变成中心;而缺乏这种能力,即便是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中心的国家,最终也会逐渐走向边缘。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本文以“维也纳体系与君宪信念的持久性:以康有为为例”为题,发表于《清华法学》2017年第3期。关于康有为的国际视野与近代中国道路更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作者新著《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衰变》(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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