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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近代君宪派何以从中心走到边缘—以康有为为例
关键字: 康有为百日维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君主立宪而要进入太平世,则需要进一步张扬民权,“削除邦国号域,各建自主州郡而统一于公政府者,若美国、瑞士之制也。”[52] 在升平世阶段,各邦国尚有君主、贵族之统治,但到太平世,都要改成公民的自治,而邦国也因此成为真正统一于公政府的州郡,无论是地方单位,还是中央单位,其议员和官员都由选举产生。“于是时,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53]
瑞士和美国尽管为大同世界的治理制度提供了想象的基础,但这两个国家自身在走向大同的过程之中,却未必都能走得很远。正如本章在开头所引的那样,康有为预测,“百年中弱小之必灭者,瑞典、丹麦、荷兰、瑞士将并于德。”[54] 瑞士的制度代表着未来,但在当下的大国竞争之中,却不能籍以强国。在1913年的《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康有为再次评论瑞士模式,一方面是盛赞瑞士模式合乎“群龙无首,吉”之古义,另一方面又强力反对中国采用瑞士模式。[55]
美国国力强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作为区域霸权,合并其他国家;但美国没有合并世袭君主国的经验,在扩张的过程中,也必将参考德国的经验,即通过公政府与底层民众的合谋,削弱中层的世袭君主的力量,直至将中层的世袭君主国变成普通的地方自治单位。
在走向“大同”的视野之中,中国对德国的学习借鉴,也就具有了更大的意义——不仅仅是要在列国竞争中生存下来,而且要在通向大同不可避免的国家不断合并的过程之中,掌握主动权。当然,中国自己有“造新公国”的历史经验,即所谓的“三代”,但对康有为来说,更鲜活的历史经验,是由德国的统一和联邦制所提供的。联邦制或许能比三代之制更好地解决合并各国过程中的礼仪的问题:“其制各国独立,保其尊崇而不干其政,各国小君主或王或公侯皆与各大国平等,即与德帝亦平等,此其便人之归合甚矣。夫使若中国之待属国,必屈以臣礼,则人情或难之。”[56] 议院和地方选举等“封建于众人”的制度,无疑也比三代“封建于一人”的制度更有时代精神,更接近未来的大同之世。
在康有为看来,同时代其他各国的宪制并不具备德国宪制所拥有的可推广性。在20世纪初的语境下,康有为正在与革命派进行激烈论战,努力证明在当下的历史阶段中,君主立宪优于共和,落实到其列国游记的写作上,就是从君主立宪国比共和国更为繁荣强盛的事实,反推君主立宪国道路更为优越。
而革命派论述共和的精神资源主要来自美国与法国两个国家,前者的GDP在1900年已居世界第一,康有为无法否认美国的繁荣,于是对其进行了特殊化处理:共和制之所以在美国有效,系因美国有特殊的条件,故美国的成功并不表明共和的普遍有效性,[57] 而美式的联邦制,因其自治单位规模相当于中国一省,也被康有为认为具有导向地方分离主义的可能性,因而不如德式联邦制更为优越。治理绩效不甚理想的法国,就成了康有为重点“打击对象”。康有为处处贬低法国大革命以及法国的政治思想成就,将其视为致乱之源。这一敌视法国大革命的立场,在维也纳体系下,实际上是相当主流的姿态。
在批判法国的时候,康有为既可以以德国为典范,也可以以英国为典范,但康有为最终选择了突出德国,原因在于:(1)英国是老牌欧洲霸权,其成就有较长历史积累,而德国统一不过三十多年,即取得惊人成就,甚至已经在挑战英国霸权,可以更有力地表明君宪之有效性;(2)英国发迹于易守难攻的海岛,德国崛起于欧洲大陆“百战冲要之地”,[58] 中国的地缘政治条件更接近于德国而非英国,相比之下,德国经验无疑更值得参考;(3)具体到与法国的关系上,尽管19世纪英国在海外殖民地的争夺中屡屡击败法国(比如对埃及的争夺),但普鲁士军队毕竟长驱直入巴黎,德意志第二帝国是在巴黎宣布成立,这可以更直接地反衬出法国之颓势,进而贬低共和制的普遍性。
康有为对德皇威廉二世盛赞有加
四、从主流到边缘
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欧洲有19个君主国家,只有3个共和国(法国、瑞士、以及1910年才转为共和国的葡萄牙,但如果算上“迷你”共和国圣马力诺,可以达到4个)。因此康有为有充分的自信认为,君主制是世界上的主流政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康有为不仅不断宣扬君主制的主流属性,甚至积极复制19世纪欧洲王朝国家干预共和革命的经验。
1910年10月,葡萄牙发生共和革命,澳门竖起了共和派的旗帜。康有为致信清廷军机大臣毓朗,提议出兵收复澳门。康有为在书信中指出,中葡条约是中国与葡萄牙两国君主签订的,中葡是友邦,而共和派则是友邦的乱党,“吾君主国也,岂宜奖翼篡乱?”[59] 这一说法透出浓浓的强调王朝正统主义的“神圣同盟”的味道。当然,康有为的终极目的还是要收回澳门,但从形式上,他诉诸了维也纳体系下常见的干预原理,以助友邦平乱为名,还要“行文万国,谓葡君返国复位,即将澳门归还”,以防止其他列强插手干预。[60] 当然,在1910年,欧洲列强的王朝正统主义相比于一百年前已经大大削弱,康有为的政治修辞建议,体现出他对维也纳体系鼎盛时期的深刻印象。
武昌起义的发生打乱了康有为的阵脚。但他很快更新自己的论述,试图在新的形势下,迂回实现自己的君主立宪主张。在1911年11月所作的《救亡论》中,康有为指出:“今万国之新化新政,莫不出于欧,即美亦欧化也。则欧人之俗,最宜详考之。”[61] 这就首先在修辞上确立欧洲政俗的正统地位。而欧洲人的常见做法,却是“迎立君主于外国”,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比利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挪威的独立都采用了这种做法。原因在于,从外面迎立的“客帝”在国内没有党派根基,因此更容易安于超脱于党派斗争的“虚君”之位。而只要有一位“虚君”在顶上坐镇,“可藉以止争总统之乱源焉”,人们所争的,只不过是宰相而已,这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很大的帮助。[62] 这一论证与英国宪法学家白芝浩(Walter Bagehot)对君主立宪制的辩护高度接近。[63]
有欧洲维也纳体系下的主流实践作为支撑,康有为希望能够继续保留溥仪作为虚君,而实权可以转移到国会与内阁。康有为称:“国权出于国会者,谓之共和”[64],从而将英式君主立宪制包装成“虚君共和”。这只是一种话语策略,目的是为了增加这一方案在革命派那里的接受度。对“迎立君主于外国”的强调,也暗含着对于革命派诉诸于满汉民族矛盾的回应:即便对于汉民族主义者来说,拥有一个满人虚君作为“客帝”,也不是坏事。然而,将君主立宪包装成“虚君共和”的策略,在革命派那里并不奏效。辛亥革命的动员力首先并不是来自君主制与共和制之争,而是来自于反满的汉民族主义,去掉满人君主是革命派坚定不移的主张。而对革命派来说,共和的首要标志,当然还是去除世袭君主。康有为尽可以持续不断地讲“虚君共和”,但他的大部分听众仍然会坚持“无君”作为共和政制的形式标准。
在“虚君共和”话语策略屡屡遭遇挫败的情况下,康有为自己的“共和”话语也就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紊乱:有时候他继续以自己界定的“国权出于国会”这一实质标准来讨论“共和”,淡化有君无君的问题,从而继续将自己的君主立宪方案包装成“共和”;有时候又将“共和”作为自己的攻击对象,这时候的“共和”乃是基于有君无君的形式标准。有时候甚至在一篇文章里会出现两种意义的“共和”,如1917年的《共和平议》即如此。
康有为仍然相信,德国终将崛起为欧洲霸权,因而德国所代表的君主制模式仍然具有很强的典范性。在1917年黎元洪与段祺瑞围绕着中国是否应当参与一战,发生“府院之争”时,康有为致电段祺瑞和黎元洪,指出中国的国力不足以与德国作战:
其为胜耶,则全欧危变,何况我之弱乎。其虽败耶,然列强和议既成,德舰何难袭我,全球畏德如虎,谁能为我兴师。不鉴于高丽乎?虽海牙会议,不敢受其来使,岂有兴仁义之师以助高丽者乎。吾诚不忍闻德舰之炮声震我境土。[65]
当然,康有为持这一立场,并不仅仅是出于对德国实力的估计。1917年,他和张勋密谋复辟,而德国曾向张勋承诺,如果清朝复辟并在欧战中保持中立,德国将给予承认。需要指出的是,在康有为那里,复辟事业和德国发生关联,也并不是偶然的。游历欧洲之后,康有为相信,德式君主立宪制度对德国的工业形成了强大的支持,有利于德国实力的继续上升,而这恰恰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榜样。而辛亥革命之后的蒙藏分离、各省拥兵自重、中央政府孱弱不堪的局面,又进一步削弱了他对民国的信心。
康有为的预测并没有应验。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而康有为盛赞的德皇威廉二世逃跑到荷兰躲了起来,毫无“英主”的气概和胆识可言。在一战结束之后,君主制作为欧洲主流政制的时代,也走向了终结。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陆续脱离沙皇俄国而独立,与俄罗斯一样成立了共和国。1918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变成德意志共和国,奥匈帝国分裂,产生奥地利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匈牙利也一度成立共和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奥匈帝国与俄罗斯“走向共和”,维也纳体系中曾经的五强,现在只有英国还是君主立宪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宣布君主立宪制是世界主流政制,共和制只是例外,就缺乏可信度了。
康有为面临着解释德国何以失败的压力。1919年1月,康有为致信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五人,讨论如何收回列强在华利权,信中以其“三世说”,对世界局势最近的变化进行了解释:“《春秋》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无夷狄,天下内外,大小为一。”在据乱世,“以己国为亲,而视异国为雠。”康有为将拿破仑与德皇威廉二世都作为“私其国”的代表。而到了升平世,即产生国际联盟来求得列国之间的和平。“欧美人互相提携而摈斥他种,夷灭菲洲,彼亦自谓内诸夏而外夷狄者也。”[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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