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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中国道路与“主权形态”的批判性反思(下)
关键字: 中国道路国家主权主权形态张旭东施密特本雅明阿甘本本雅明在20年代谈这个问题,实际上一方面是内部的宗教的哲学上的作为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啊末日审判啊解放啊救世主啊等等,另一方面当然和施密特一样,是面对魏玛共和国资产阶级宪政国家的懦弱、混乱,在想象一种总体解决的方式。且不说在东面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的例子就摆在前面,无产阶级革命相对于法西斯的夺权两个都是例外状态,就看谁的例外状态更例外,更能代表一种绝对的正义,绝对正义绝对到什么地步呢?不能以作为法律的目的的正义去思考,而只能在法律之外预留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我们以前讲是通向乌托邦的想象的解放啊自由啊革命啊,另一个确实就是社会意义上的大众革命的可能性,在概念上,在政治哲学上,在普遍和特殊的处理上,我觉得西方法哲学思想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能够为这样一种历史力量的存在方式找到一个理论的、结构上的一个所谓拓扑学的空间topological space,放在法律之内法律之外的连接点上,在法哲学概念框架的内部给你点出来,有这个的话它就能在概念上处理这样的问题。
最后给大家介绍当代意大利非常好的一个哲学家阿甘本的谈例外状态。他先讲施密特的例外论,这都是在法律上来说是普遍的,但相对于例外状态和纯粹暴力而言,我们认为普遍的东西变成了特殊性,法律的常态是一种特殊性,而例外状态或者说纯粹暴力是普遍性,普遍性在完成自身在表述自身,在创造出自身的种种特殊的形态,它可以今天是市民社会宪政国家的形态,明天可能找到另外的形态,这是打开历史的政治的哲学的空间,而不是像我们一般负面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法理学专家处理的是封闭的框架。而施密特本雅明这样的恰恰要在框架外思考,但目的截然相反,施密特的思考是为了捍卫这个国家,捍卫资产阶级法理,所以今天包括国内自由派说谈施密特就是法西斯,这是完全无知的说法,施密特的目的是为了捍卫魏玛宪法。但是他要告诉魏玛国家你要捍卫宪法就必须要意识到宪法之外的那个力量在哪儿,而不能只是想当然的程序民主,那希特勒也可以通过选举上台你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就要有个决断者根据现在的形势、大多数德国人的利益做决断,不允许纳粹党进入民主程序,这才叫保卫国家,这是法律保护自己的一个办法,如果你说选举就选举呗,一人一票,但这个国家就完蛋了,这种时候资产阶级法律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实际上用咱们前领导人的话来说就是“Naïve啊”,“too simple”。本雅明的兴趣完全相反,本雅明是说任何时候你现存的这个秩序都是有异化的硬核,有一天会被来自地球内部的能源像火山爆发一样给你打掉,这是一个非常乌托邦的但是非常激进的立场,但两人的思维在这一点上相通了。这是能解释为什么这两个人立场截然相反但惺惺相惜。
基本问题现在都已经触及到了,现在大家应该想下为什么西方政治哲学的讨论可以这样深入,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概念体系的严格性能够在概念空间的内部创造出新的,原来没有被人意识到的概念的空间和概念的可能性,而概念的可能性因为它思考的实在性具体性和高度的政治性,它都有所指的,它带来了新的政治想象和政治行动的可能,就是概念内部的拓扑学的空间带来了新的思考问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的可能,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知识界仍旧是远远落后的。我们首先很多人好像没有耐心,没有基本的素养去进行一些艰苦的基本的基础性的概念的思考和理论的思考,坐不下来,觉得没用,觉得太学术了太玄了,这样他没有能把最实际的问题用一种最稳定的最有自身传统的学术的方式去传递,要么就变成谈时事个人意见,要么就变成与外部不相干的书斋内部的实证性的资料性汇编,构不成真正的张力。
阿甘本说“施密特完全明白,因为例外状态带来了‘整个现存法秩序的悬置’,所以它似乎‘将自身扣除于任何关于法的考虑之外’,并因此确实‘在它事实性的实体中,也就是说,在它的核心,它无法采取法的形式’……例外状态总是某种不同于无政府与混沌的事物,在法的意义上,其中仍然存在着秩序,即便它不是一个法秩序”。法的秩序之外的那个秩序如何把它安置在法里边,这是施密特要考虑的问题,而法的秩序内部如何存在着一个不可能被法的手段和目的去解决和分析、理解的那个纯粹暴力,它如何指向法律之外,这是本雅明的问题,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的焦点和问题指向是不同的。
“施密特理论的特殊贡献在于使例外状态与法秩序之间的结合成为可能”。恰恰在于通过例外状态,通过主权者,听上去好像无法无天的一个东西,可是他把法律之外和法律之内的空间打通了,他是一个hinge肘弯,给它拧在一起,结合点恰恰是主权者,主权者不一定是独裁者,林肯华盛顿这样的大家好像都没有争议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也可以啊,它的内质只不过是个quotable reminder强有力的提示,是什么呢?国家怎么来的,国家是什么,国家存在在什么样的现实基础,国家的历史根源是什么,国家的政治基础是什么,或者国家的政治性,这是国家没有办法摆脱的内部的普遍性因子。而国家具体的无论是行政的、机器的机械的、作为国家机器的官僚式中性化运作,还是它和间接权力的斗争,都是特殊的此时此地的存在方式,特殊的形势下特殊的行为。
我觉得最了不起的地方是本雅明和施密特都是以这个系统内部的语言指出了这个系统外部的力量如何既存在于这个系统之外又存在于这个系统之内,而这两个系统内外的边界在哪儿,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读这样的东西我们能感觉到西方20世纪学术和19世纪学术相比往前非常大的一个推进,这种推进我觉得到现在还是西方学术的一个高峰,战后一直到今天的西方学术反倒没有这样的一个气象,没有这么大的问题,也没有这么精确的高度政治化高度历史化的思维的力度,从这些二战之前的思想高峰往下,整个西方学术到今天好像是在走下坡路,变得越来越琐碎,主流变得越来越自我欣赏,自我欣赏往往是缺失创造力的一个表现。西方学术还有一个让我非常服气的地方是它有一大批学者可以把最高深最复杂的理论用明明白白的语言传达给大学生研究生青年学者,甚至门外汉,坐下来看是可以看明白的。
在这本小书的第五章还是第六章是讲纯粹暴力的,题目叫关于空缺的巨人之战,巨人在为一个空洞的东西斗争,这是讲纯粹暴力的,是和本雅明的一个对话。要理解纯粹暴力这个概念,一定要理解它是prior to law,纯粹暴力指的是在法律出现之前的那个力量仍然伴随着法律,匍匐在法律周围,这个力量是有可能爆发出来的,这叫纯粹暴力,它不能以法律内部的目的性,正义啊公正啊,不是以这种方式做为手段引进的,而是根本拒绝现存法律的手段和目的的那个自身的辩证法,他引入了法律之前的那个状态,但这个状态不是霍布斯的利维坦之前的野蛮状态,而是类似于施密特的例外状态,指向的是新的秩序。共同特点都是在现存法律的边缘、极点上考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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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陈轩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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