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献忠】

由于常年的战乱，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剧减。万历六年，四川省有 “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 (《明会要》卷五十) ，至清康熙二十四年陡降至 “一万八千零九十丁”， “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嘉庆《四川通志》卷十七) 。这里丁数系承担赋役的成年男性人数，如果按五口人中有一个成年男丁推算的话，康熙二十四年的人口数约为九万多。百余年间，人口竟减少了30多倍！

对于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无论是清朝官修的 《明史》还是私家野史， 无不归咎于 “张献忠屠蜀”。如《明史》说张献忠 “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明末清初的冯甦、彭遵泗更是直言张献忠杀光了四川人：“蜀民于此，真无孑遗矣！”

对于 “张献忠屠蜀”，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民国时期，大部分史家都认同清初史籍所载 “张献忠屠蜀”之说，但也有史家并不完全赞同，如萧一山评论说：“满汉兵丁所杀，殆不下于献贼......盖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事，到处行之，而川人真靡有孑遗矣。清人纪载胥以此归之献忠，殆成王败寇之公例，其实未必然耳。” 建国后至1980年代前，学界的主流基本上都倾向于重塑张献忠 “农民起义英雄” 形象，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张献忠残暴的一面，如谢国桢认为张献忠 “并没有杀多少人，所杀的不过是地主阶级而已 ” 。再如孙次舟认为 “记载张献忠在蜀事迹比较可靠的，是查继佐《罪惟录》的《张献忠传》。这还是保存了三百年的清初原稿，未经后人改窜过”  。作者进而根据《罪惟录》认为张献忠入蜀后有三次杀人较多，所杀主要是藩王、地主官绅和与清军有往来的士子。应当说这一阶段的主流观点大都对张献忠残暴的一面有所避讳。

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对于农民起义不再一味颂扬，而是多了一些理性和反思。在这种情况下，对张献忠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化，对其评价也更趋于客观。但在 “张献忠屠蜀”问题上分歧依然较大，将四川人口锐减的主要责任归罪于张献忠，甚至张献忠杀光四川人的说法依然流行，如郑光路《张献忠剿四川真相》 “前言” 认为，张献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不断在巴蜀大地 ‘杀鸡取卵’一样地抢掠、剿杀，造成以成都平原为主的四川重要地区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度破坏，尤其是在大西国的中后期。他的疯狂剿杀让四川损失了近 200 万人口”。目前，与张献忠有关的基本史料比较集中，而且比较容易看到。那么为什么分歧还依然比较大呢? 下面笔者从两个方面简要谈谈对 “张献忠屠蜀” 问题的认识。

关于张献忠屠蜀的史料，目前除了正史《明史·张献忠传》，还有数部私修史书和野史笔记。主要有查继佐《罪惟录·张献忠传》，梅村野史《鹿樵纪闻》，吴伟业《绥寇纪略》，毛奇龄《后鉴录》，李馥荣《滟滪囊》，刘景伯 《蜀龟鉴》，冯甦《见闻随笔》，彭遵泗《蜀碧》，费密《荒书》，欧阳直《蜀警录》，沈荀蔚《蜀难叙略》， 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以及〔法〕古洛东《圣教入川记》。

张献忠家庙中的张献忠

综合分析上述史料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张献忠确实在四川进行过惨无人道的屠杀。但是我们也必须认清两点：第一，大部分史籍都有夸张，甚至将明、 清以及地方武装对四川人民的屠杀也嫁祸于张献忠，这一点后文还将进一步阐释；第二，张献忠的 “屠蜀”政策主要发生在后期。

在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前，主要是流动作战，其间曾两次大规模入川，一次是崇祯七年二月，张献忠由河南攻入陕西，在遭洪承畴阻击后又攻入川东、川北部分地区，两月后返回陕南; 一次是崇祯十三年四月，张献忠突破左良玉的防线，纵横整个四川近半年，“倏东倏西，暮南晨北”，使明军疲于奔命。这两次入川，张献忠不仅没有滥杀，还赢得了四川百姓的支持和响应。张献忠第三次入川到大西政权建立前，虽然在攻城略地中不乏因报复负隅顽抗的守城者而进行屠杀之行为，但总体上来说还比较理性，而且能将顽抗者和归降者区别对待。

在进据四川的过程中，为争取百姓的支持，分化瓦解敌人，他一方面打着 “澄清川狱”的旗帜，一方面明确提出，“归诚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并通告各州县，“但能杀王府官吏，封府库以待，则秋毫无犯”。张献忠的这一政策确实也收到了成效，有些州县百姓起而相应，甚至出现了 “百姓开门迎贼”的局面。大西政权建立之初，亦未曾有大规模的屠杀行为，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民心和恢复政治、经济秩序的措施。在张献忠身边的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僭位之初，假施仁义，以博民心”的记述也印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