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随着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后，四川各地的明军残余势力展开了对大西政权的反攻，清军也开始向四川进逼，与此同时，大西政权内部叛乱不断，一些归顺大西政权的士绅也与南明军相勾结，张献忠面临着空前的内外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张献忠产生了 “弃蜀出秦” 的想法，时为顺治三年七月。张献忠本欲用金钱“以赏川民......仍旧张官置吏以守此土”，并留一将领在此镇守，但大西政权的丞相王兆龄上奏说: “而蜀人德不知怀，威不知畏，屡抚屡叛”，主张 “将在城人民，尽行屠戮”， “使后有据蜀者，有土无人，势难久住”。

张献忠本来就有极强的报复心理，加之王兆龄的蛊惑，遂展开了对四川的残酷杀戮。由此可见，各种史料所记载的 “张献忠屠蜀”并非空穴来风。但是，不对史料进行深入辨析，将四川人口剧减归罪于 “张献忠屠蜀”，这种简单化的因果推论往往遮蔽了问题的实质。

仅仅因 “张献忠屠蜀”，不可能造成四川人口几十倍地锐减。从时间上看，自张献忠施行屠蜀政策到其被杀，仅半年多时间。这半年多时间里，即使张献忠真的完全丧失了理性，也不可能屠尽川民，因为他必须将主要精力放在应付南明军以及地方武装的进攻上。从空间上看，在大部分时间内尤其是后期，张献忠并没有控制整个四川地区，其主要活动范围是川西和川北一带，川南、川东主要为南明军队和摇黄土军盘踞。张献忠对川民的屠杀主要集中在成都及其周边地区。

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剧减的原因主要是战乱和灾荒。在大动荡的时代，明 ( 包括南明) 军、清军、地方武装、农民军以及降清后复叛的吴三桂，这些势力在川蜀大地互相角逐，对百姓也是烧杀抢掠。明军 “将无纪律，兵无行伍，淫污劫杀， 惨不可言。尾贼而往，莫敢奋臂，所报之级，半是良民”。摇黄土兵也是 “城野俱焚掠”。清军“嘉定三屠” 、“扬州十日”几乎是尽人皆知。但绝大部分人甚至学者对清朝在四川的屠杀知之甚少，这主要是因为清朝找到了张献忠这样一个难得的 “替罪羊”。

我们已不可能窥见清军对四川屠杀之详情， 但从诸多史籍的一鳞半爪中，依然可以发现清军屠蜀之大概。在清军对关内的征服过程中，常常以“民贼相混，玉石难分” 为由，“或全城俱歼，或杀男留妇”。在《论建州与流贼相因亡明》 一文中， 李光涛更指出： “即如四川之祸，张献忠据此前后不过四年，清人与残明角逐于此者 十余年，加以吴藩之乱，后先相映盖数十年，凡不从者，凡不薙发者，凡遁山谷不为 编户之民者，彼皆杀之，然后赤地数千里，此又浮于张献忠十倍二十倍不止矣。”

萧一山也持相近的观点，“川北之平定，在献忠死后二年，而川东则十余年矣。满汉兵丁所杀，殆不下于献贼”。李、萧二氏之论，颇有见地，也印证了笔者的判断：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系其死后半年多时间，而且主要集中在成都及其周边地区，而清军对四川的征服则长达十余年，所屠之地也较之张献忠更为广泛，加之当时清军是各种力量中最强势的一方，其对四川屠戮之惨重远甚于其 他各种势力。

实际上，清军的屠杀绝非仅限于在四川，人口的剧减也非仅有四川一省。清军所到之处，都是烧杀抢掠。崇祯十六年直隶巡抚徐标就曾目睹过从江淮到京城沿途数千里的惨状，他对崇祯帝说：“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仅余四壁。蓬蒿满路，鸡犬无声，曾未遇一耕者。” 户部员外郎王弘、山东巡抚王永吉也都在奏疏中提到了清军对中原的屠戮，王弘指出: “盖东土自戊寅兵燹蹂躏之后，频罹灾祲。百姓死于虏、死于荒十之七八矣。” 王永吉也指出: “盖虏寇、灾荒叠出之后，户口凋残十之六七。村墟寥落，生聚为难。”

正是因为 “张献忠屠蜀”问题确实存在，清朝初步统一全国后，以极端残酷的文化高压政策为护航，不仅轻而易举地将清军对四川的屠杀嫁祸于张献忠，而且从中还找到了建构其政治合法性的 “依据”———这也是清朝没有嫁祸于明军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朝之建立，当从努尔哈赤说起，努尔哈赤虽为女真族，但曾任明朝建州卫都指 挥、都督佥事等职。以封建之伦理纲常视之，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显然系乱臣贼子之行为。

努尔哈赤像

诚如李光涛在 《论建州与流贼相因亡明》中所言，建州之倡乱，“虽曰明朝之外患，其实建州之渊源，等于内地之流贼，等于中原之叛徒”。在这种情况下，清朝虽然以民族屠杀的方式征服了中原，统一了全国，但很难获得汉族的认同，其政治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系指政权基于被民众认可原则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凡是建立在价值基础之上并以此得到公共舆论承认的即为法”。中国传统的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儒家一整套伦理基础之上的，其中又以 “仁政”为核心，另外，“华夷之辨”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两个方面，清朝显然都不具备。

将 “张献忠屠蜀” 肆意夸大、渲染，不仅可以转移清政权的合法性危机，而且还可以通过把自己打扮成 “替天行道” 者，找到一条重建政治合法性的路径。基于此，清朝不遗余力地将其与其他各种势力对四川的屠戮转嫁到张献忠及其大西军身上。清朝一方面不断强化张献忠的 “杀人魔王”形象，一方面宣称 “明亡于流贼”， 进而巧妙地将其对张献忠的征讨和对川民的屠杀说成是 “为明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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