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婕：刚才您说到核电的安全，确实大家对核电安全也非常关注。你看，远有切尔诺贝利，近有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带来的福岛核电站泄漏，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每次有这样的事件时，人们可能都会开始怀疑核电到底安不安全。所以你也给我们再解释一下咱们中国的核电，我们在追求安全这一块上做了哪些事儿？

王振清：谈核电就离不开安全这个问题。在发生这些事故之后，实际上从一个侧面也推动了我们国家整体的核能技术的进步。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2011年3月11日，日本“3·11”地震发生以后，大概在4天的时间，国务院就启动了对整个现行核电技术的全国大检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本着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如何保证核电技术的万无一失。

结合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是张教授刚才讲到的IAEA一些反馈报告，我们在国内也做了大量的技术改进。实际上在“3·11”地震之后，我们每台机组大概要投入3-4亿人民币来进行整体安全性的提升和技术的改进。“华龙一号”的研发，就是我们的三代核电技术的研发，用了一些新的手段，包括一些防恐袭的手段，包括在丧失了外部电源情况下的自然停堆状态，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还有一个请大家放心的就是，为什么核电在初始投资阶段都比较大？两台100万千瓦的核电机组，大概整个造价在480亿-500亿人民币。实际上这里面大量的投资都集中到了安全领域，包括安全设施的系统冗余，还有多样性等等，包括在选址阶段，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何婕：投资的过程中，大头用在了安全上，这个特别形象，大家一下就能理解我们对核电使用安全性的重视程度。

张维为：我还是讲一讲我的经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是1986年，我们是在它爆炸之后3个月去罗马尼亚。切尔诺贝利距离布加勒斯特的直线距离大概是八九百公里。当时我们到使馆之后，使馆人员就说有几样东西千万不能吃：一个是所有的奶制品，酸奶、牛奶都不能喝，所以使馆也不提供；水果不能吃，他们说可能还有辐射影响。一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产生这么大的影响，3个月之后，离它1000公里左右、800公里左右的地方，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后来我就请教专家，切尔诺贝利当时机组属于第一代，水泥壳安全壳都没有的，那是很原始的。所以一下子就酿成这么大的灾难。这个灾难后来被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和西方推动“颜色革命”的势力夸大，说是苏联不帮助你们，苏联陷害你们等等，全是苏联造成的。这也是当时推动乌克兰走向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核危机产生的政治影响不容低估。

发生爆炸后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中国核电网

何婕：但是确实提供了一点概念，就是对于核电使用安全性的考量，它不光是安全本身的命题，还是一个有关政治的话题，所以确实如您刚才说，要从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它的安全。

王振清：所以我们在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里面，将核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核安全不光是核利用本身的安全，这是一个方面，更大的方面就是关系到国家整体安全的方面。每一次涉及核的事情，都很容易被媒体放大。第二个说明它是没有国界的。所以从这种事项来看，在和平利用核能这个领域，我们如何将中国的智慧和经验贡献给我们的世界同行，也是我们要考虑的。

何婕：再问你一个小问题，除了发电之外，核能还能干嘛？和平利用核能还有什么其他的效益？

王振清：这也是我们大家很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用途：第一，通过热这一端进行核能的多用途应用，为化工厂提供蒸汽，解决石化行业发展中的低碳能源供给问题，比如核能供暖。第二，比如进行海水淡化等其他工作，通过供热的方式提供能源。

第三，总书记讲科技要做到“四个面向”，实际上在核能领域，重点要面向什么？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核能里面有大量的医用同位素，大家在医院里做的Pet CT或者做的癌症治疗，我们现在很多情况下都会应用到。刚才我在演讲中介绍的秦山核电，实际上在它的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同位素产业园，就是围绕着未来面向整个长三角和东部沿海地区，生产大家将来需要的关键核心核素、医用同位素，以满足未来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领域。这样的话，我们的核能在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同时，既能满足工业的一些要求，也能满足人民生命健康的需求。

观众互动

观众1：老师们好。我的问题是关于中国的核能。近年来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和美国以伊朗发展核武器为由，多次对伊朗的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并刺杀伊方的核能科学家。同时老牌的核能国家中，诸如德国、韩国也出现了弃核、拆除核电站的情况。我想问的就是，在中国和平利用核能的过程中，有没有面临类似的政治和舆论压力？中国核电人是如何克服这些阻碍的？

王振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首先，针对伊朗核问题，因为我们不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主要研究核产业相关问题。从我们研究的视角来看，和平利用核能是每个主权国家的基本权利。

第二，实际上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人攻击和打击伊朗，主要依据是伊朗制造核武器这一理由，这可能是莫须有的。他们打击了伊朗的浓缩厂和燃料设施。实际上，《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相关规则，对民用核设施的安全都有明确界定，在战争时期是不允许攻击的，这是国际法的相关规定。如果违背了国际法，将遭受各国的道义谴责。

您刚才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发展核能的问题。我们国家发展核能有清晰坚定的目标，外部发生的一些变化对国内肯定有影响。为什么？主要是通过影响大家的心理感受，进而反向影响地方决策和相关决策。实际上在核从业者的角度上来讲，我们都是针对发生的这些事，哪些做技术改进，哪些做管理改进，哪些做技术研发。通过底层技术驱动、管理改进和性能提升来提高核电安全。所以说，发展核能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能源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的战略问题。在这个战略问题上怎么保持战略的清醒和坚定，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坚持的。

张维为：你前面一开始就提到伊朗冲突，美国以色列进攻伊朗，这是违反国际法的，我们应该谴责。伊朗已经同意把它的浓缩铀浓度降到5%以下，这是很大的让步，然后说是可以维持7年不变，同时它要求美国必须取消所有对它的制裁，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但是美国仍然不接受。而且关键是美国早就想好了这个战略欺骗，公开说下星期还要在日内瓦谈，结果就发动战争了。

美国觉得一旦把哈梅内伊这个精神领袖斩首的话，伊朗整个国家布满了“火柴”，然后就等着巨大动乱。以为精神领袖一死，大家就会起来造反，指挥体系会全部瘫痪，亲美政府就上台了。结果美国打错了算盘，产生了严重的战略误判。精神领袖的死亡变成了一种殉道，团结起了更多的伊朗人来和美国以色列打仗。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但背后围绕核浓缩铀的谈判，实际上是完全有机会谈出一些东西的，已经有这样的一些让步，如果真有诚意，完全可以谈出一个东西来的。

何婕：说到铀浓缩，我们以前有一个概念说中国是一个贫铀国家，那么我们在和平利用核能的过程当中，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我们是怎么样把贫铀国家的帽子甩掉了呢？

王振清：何老师刚才提到的问题非常有战略性。主要是因为铀矿要经过一些特定工艺的探采。我们原来对全国的铀资源普查没有投入那么多的资金，所以整个勘探的量是不够的。

实际上我们在国家制定核能“三步走”战略的时候，非常具有技术前瞻性和战略前瞻性的，就是我们的第二步，我们要建快堆。快堆可能讲起来比较深奥，在热堆的时候，用的主要是铀里面的一种同位素叫铀235。但是在快堆的时候，就可以把大量的铀238用起来。铀238的含量在自然界是极其丰富的，这样就能用快堆的方式解决我国相关资源匮乏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做一些新的科研，比如在海水里提炼铀，只要将来在工程应用方面具备足够的经济性，我们完全具备推进新技术的能力。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走得比较靠前。此外我们也跟海外合作铀资源开发和铀资源贸易，保证一部分国家能源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