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讨论

何婕：刚才王院长带着大家了解了中国核电发展的故事。我们知道在整个能源体系当中，油气资源大家比较熟悉，但其实风电、水电、核电都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您刚才一方面介绍了核电的作用，一方面带着大家了解了中国核电走过的路。咱们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谋划我们要用好核电，可是那个时候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前瞻眼光？

张维为：前面王院长演讲中提到“728工程”，也就是1970年2月8日，周恩来总理批示做了这个决定。当时上海非常缺电，上海是中国的工业重镇，占整个GDP的比重相当高，所以要确保上海有足够的电源，方案就定下来了，自力更生进行研究，总体上进展不是很快。

其中1985年是个关键的一年，我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参与者、一个历史见证者。为什么？前面王院长谈到秦山核电站是1985年3月开工的，7月份我当时作为翻译陪我们当时的副总理李鹏，他主管工业和电力，去美国签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这个文件还是挺重要的。双方谈了很久，到最后一刻签之前那天晚上，李鹏的发言稿是事先在国内准备好的，李鹏觉得那个稿子不行，因为到最后还有修改。他说我自己来修改一下发言稿，实际上他自己重新写了一个稿子，完全自己写的，那个复印件我现在还有，就在一页A4纸上直接写的。大意是终于达成了协议，大家都很高兴，双方要加强合作等。我还陪李鹏参观了芝加哥附近的一个核电站，设备是西屋公司的。

80年代末，建设中的秦山核电站 中国核电网

何婕：张老师刚才分享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核能在发展的时候跟外部寻求合作的一个缩影。我们再回过来看，你看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就有这样的谋划，到1985年才有一些实质性的动作，当中这个十几年恰恰也证明我们核电开始发展的最初阶段是很辛苦的。

王振清：核能的发展，因为它是要有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做支撑的。周恩来总理在1970年2月8日决定要做“728工程”，这是我们国家走和平利用核能的第一步。因为核能是一个多学科、多工业门类集成的产品，通过推动核电的发展，能显著地带动我们国家的研发设计和装备制造能力，实际上也是推动我们国家整个工业体系高端化发展的一个路子。后面从整体发展路径上看，我们国家实际上一直保持了一个非常稳健的发展节奏。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节点，我们叫作“回龙观会议”。1983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就确定了热中子反应堆、快中子反应堆和聚变堆的，我们叫做“热堆、快堆、聚变堆”的“核能三步走”战略。国家有一个整体的大盘子的考虑，把和平利用核能放在国家能源安全的视角下来深入地推动，显示出我们国家在核能发展的整体布局和长远战略思考。

何婕：您刚才说到“回龙观会议”，是不是当时定下来的核能发展三步走，我们实践当中现在就是这么三步走的？

王振清：是的，我们整体的国家战略按照这个节奏来推进。

何婕：也就是说这个三步走基本上指导了未来几十年往下走的方式，也展现了我们国家的这种战略规划能力。

王振清：秦山一期核电站当初在建设“728工程”的时候，实际上主要是为了保上海的供电。后来经过厂址的比选，放在了浙江的嘉兴海盐。随后建设了秦山二期的4台65万千瓦完全国产化的发电机组，这些机组将近50%的电全部供往上海。实际上我们在电力紧张期间，怎么样维持核电的稳发、满发和高发，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何婕：可以说是默默地发挥了作用，就像您说的整个能源安全体系，它是由很多电的来源构成的，每个不同的电都在里头发挥着作用。听王院长讲故事，大家可能心头会非常激动。这个真的像很多中国一穷二白、白手起家发展的领域一样，都是一开始我们努力地“跟跑”，而且甚至很多核心技术都被外国卡着脖子，但是我们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一路走过来，最后从“并跑”到“领跑”，好像都是这样的故事。

张维为：我们现在大概每年去一次德国，有一次我们和他们的工程师座谈，真是很有感触。他们说现在德国没有什么工程可以做了，所有工程都在中国。我说你们组织起来，到中国去吧。你看德国整个的电力政策是绿党主导的，搞清洁能源，先是把煤电废掉，把最先进的煤电厂炸掉，然后核电也废掉，现在出现能源的大量短缺。德国工厂大规模地出走，相当一部分来中国，也有一部分去美国。但我想去美国最终也得来中国，因为它们不太了解，美国电力也是不够的。

何婕：政治上的不理性和不成熟，对一个国家的伤害是最大的。在和平利用核能的过程中，很多国家的政策会摇摆，甚至会后退，会自毁长城。为什么咱们中国和平利用核能的想法，从一开始就那么清醒而坚定？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动摇过，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王振清：因为我不是决策层，我们是从一个研究院的角度来反向地认识国家的政策，有这么几点体会：

第一，任何一个国家和平利用核能，都是一个国家的战略选择，发展核能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决定。因为发展核能需要完整的工业体系配套，特别是自主发展核能。第二，需要建立庞大的人才体系。第三，需要整体配套的方方面面的支持，包括公众环境。

实际上，我们国家定下来要发展核能的“三步走”战略，发挥了我们国家民主集中制的这种体制优势。我们的科学家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核能发展的技术路线，报给国务院以后，确定成我们国家三步走的整体发展战略。显示出在民主集中制这种体系下，我们为国家提供的一些政策技术建议被中央采纳，作为国策来推进。另外，国家在确定发展核能的大背景下，推动了我们整个装备制造的一个整体发展。因为刚才我在演讲的时候也介绍到，我们整个秦山一期只有30多万千瓦的发电机组，但实际上涉及到了多家配套的设备厂商，带动了我们技术装备的一个整体升级。

何婕：能不能简单地给大家科普一下，它应该要涵盖哪些门类、哪些领域？

王振清：从我们整个核能发展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是机械装备。机械装备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对一些材料有特殊的要求，包括我们的热轧、冷轧这些基础钢材料。第二就是对电气装备，包括发电机、断路器这些很重要的装备。第三是电线电缆，第四就是电力控制设备，比如说我们整个反应堆控制的这些设备。

还有一些基础的方面，包括我们的土建工艺，还有我们的一些基础钢材。核能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将会取决于它的能量密度的提高和整个安全性的提升，所以我们在基础研发领域，实际上也在做大量的叫“根技术”的研发，保证整个体系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家整体工业实力的体现。

张维为：我就补充一点，为什么中国的决策比较靠谱？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一是政治家治国，政治家治国一定是走一步看三步看五步的，都是有一定眼光的。二是工程师治国，就是中国官员中工程师比例是世界最高的。美国是律师治国，德国后来变成“绿党”治国，运动员治国什么都有。

我不排斥任何专业都可能出人才，但是我觉得中国无论是政治家治国、工程师治国，你看我们老一代人都是打仗出身的，但是思维方法和工程师思维是高度一致，就是实事求是。就是问题在哪里，找出原因一二三，怎么解决它，就是这样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包括我们现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也是，去年我们做什么承诺，一二三四五，哪些完成了，哪些还要改进。和美国国会每年发布的《国情咨文报告》相比，他那个就是空话连篇，然后一半议员站起来鼓掌，一半议员喝倒彩，就是在表演。我们是扎扎实实地推进工作，李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每一行字都涉及数千万人，报告的含金量非常高。我们是一个高度务实、实事求是的国家。

王振清：我们实际上做很多事情，在论证的时候就非常严谨。如果我们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地方，一定会用一种比较稳妥的方案定下来。但是一旦定下来，我们就坚定不移地往前走，而且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总书记讲“钉钉子精神”，对吧“一锤接着一锤敲”。实际上我们的核工业发展历程，也是在践行总书记的这样一种理念，贯彻国家整体的能源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来稳定推动我们核能的发展。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也是总书记要求，就是核能的发展必须要安全。所以我们要保证怎么样用更新的技术、更可靠的经验反馈和更稳定地运行，包括运用一些新的智能化手段，推动整体核电安全性的提高，为我们的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一个更可靠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