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讨论

何婕：刚才罗援将军通过一段演讲，给大家介绍了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前，隐蔽战线波澜壮阔的斗争。很多事情当时的人完全不知情，我们也是通过历史史料和您的讲述才得以了解，不过可以想象，那一定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程。

特别您刚刚提到，像蒋介石身边特别重要的作战厅长、作战处长、作战科长，还有秘书、机要员等，很多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潜伏在国民党身边，在这个系统里布局，想必花了很长时间。

罗援：周恩来总理曾说过，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就有了我党的情报保卫机构。我党的情报保卫机构是随着党的诞生而诞生，随着党的成长而发展壮大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建立情报保卫机构，完全是被国民党逼出来的。

首先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进行大屠杀，牺牲太大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一个保卫情报组织。1927年5月26日，也就是“四·一二”大屠杀之后，在武汉，由周恩来同志亲自主导，成立了我党的第一个情报保卫机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对外叫特务科。到了1927年11月，环境有所改变，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搬到上海，升级为由中央直接指挥的特科。

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武定路930弄14号，原修德坊6号） 图源：文汇报

中央特科主要由以下几个部门构成：第一个是总务科，负责后勤保障；还有一个是情报科，负责情报搜集和渗透工作；第三个是行动科，当时主要任务是锄奸、营救被俘人员，所以也叫“红队”；还有一个是（通讯）联络（科），负责和中央苏区以及其他一些机构相互之间的联络，也就是通讯保障工作。

这个组织当时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情报，比如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和第二次围剿的情报，我们都拿到了。还有一个更大的贡献，就是刚才提到的情报“前三杰”，即“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他们获取了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的情报。顾顺章掌握着整个上海党中央领导人的起居甚至一些行程，他叛变影响极大。

1931年，他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在武汉想赚外快，因会变魔术被舞台下的国民党特务认出并抓捕，抓捕后马上叛变，说要面见蒋介石，提供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情况。国民党特务事先发了6份电报给特务头子徐恩曾，幸亏这6份电报被钱壮飞截获，从而保卫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曾说，要是没有李克农他们这些人，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可能都已人头落地了。

何婕：对，也就是说没有像钱壮飞他们这样的贡献，可能我们整个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都要重新改写。

张维为：整个隐蔽战线、统一战线、外交战线，都是周恩来直接管理的。因为我在外交部工作，接触过熊向晖，他当时已是资深外交官。当年总理指示他潜伏十年不用提供情报，这就是长期布局，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罗援：总理叫他们“闲棋冷子”，就是平时不动，关键时候发挥作用，不是现在去找组织，而是关键时候组织会来找你。

何婕：而在这十年时间里，组织还没有召唤你的时候，你的任务就是取得敌人的信任。

罗援：沉默、等待。

张维为：周恩来总理1950年组建外交部时，把很多隐蔽战线的同志、地下党的同志安排来当大使、做外交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人一般都懂一点外语，受过较好教育，很多是大学学历或在外国留过学，做外交工作特别适合。我接触过熊向晖，还有申健，前驻印度大使，还有许多地下党的同志，吴学谦、钱其琛等部领导都是地下党的骨干。

何婕：我党的隐蔽战线工作，如果总结一些特点，特别是像1949年之前的这种斗争，隐蔽战线的工作有什么特点吗？

罗援：刚才总结了几条，就是无名、无我、无畏，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建奇功。首先是无名，这些隐蔽战线的英雄们长期隐姓埋名、默默贡献。总理对隐蔽战线有一条要求，就是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总理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受了很多委屈，但有苦不说，以身作则，同时也要求从事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以及他们的家属。

所以这次讲的《沉默的荣耀》，这个荣耀也包括他们的家人、后代。这部剧如果不播，我想没多少人知道吴石，没多少人知道朱枫。历史不能永远存在空白，我们的英雄不能永远无名，我认为这部连续剧最大的功绩就在这里，它让我们的无名英雄走进了千家万户。

何婕：是，您看形容隐蔽战线工作的同志，我们有一个词叫“隐秘而伟大”。他们非常伟大，却无名无姓，本人受很多委屈，甚至连他们的家人、后人、亲属都要承受许许多多的委屈，但他们都把这些委屈咽下去了，就为了伟大的事业。通过电视剧，我们知道了一些英雄的名字，他们或许是无名者当中有名有姓的人了，但在这个系统里，支撑他们工作的还有大量无名英雄，太多人的名字真的就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罗援：就这部连续剧披露的，光蔡孝乾出卖的，我们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就有一千多名。可现在在西山无名英雄广场墙上列出来的，有名有姓的只有八百多人，很多人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甚至很多人的骨灰也没找到。

有一个烈士叫刘光典，他不是吴石那个情报系统的。当时咱们派到台湾的有许多情报系统，有一个叫洪国式情报系统，刘光典是他的一个联络员，后来被叛徒出卖了。他开始躲到深山老林，生活非常艰苦，最后掘地为穴，在山上挖出一个一米多高的洞穴藏了四年，出来时已经跟“野人”差不多了。国民党最后抓住的，就是这么一个“野人”，也就是我们的地下党员刘光典。在组织和他后代的努力下，最后找到了刘光典的骨灰，一半放在了台湾，一半送回了祖国大陆。他们的家人一直期盼着骨肉团圆，期盼着祖国早日统一。

何婕：咱们国家的隐蔽战线，您之前也说过，是非常有原则、有底线的。

罗援：首先得说明，我们现在说的隐蔽战线，和以往的隐蔽战线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个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现在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什么？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所以现在的安全观，外延和内涵都在拓展，这和以前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强调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现在我们的很多情报工作，都是围绕经济安全展开的，目的是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

你问我们现在的情报工作和别的党派的情报工作到底有哪些区别。以前我们都爱看现在的一些谍战片，我觉得那些谍战片有娱乐化倾向。现在的谍战片是“手枪加美女”，这和我们党的情报工作格格不入。因为我们党的情报工作是有原则的：

第一，我们尊重女性，不搞美色诱惑，不能拿我们的情工人员做诱饵，这是我们党绝对不允许的；

第二，不允许搞暗杀，我们党在这方面有严格的纪律。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像刚才讲的，特科的主要领导人顾顺章叛变，还有白鑫的叛变，造成了我们党早期领导人的牺牲，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才迫不得已进行自卫，那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平时情况下，我们主要靠启发对方的爱国之心，把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相结合。

所以这次《沉默的荣耀》里对黎晴的策反，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当时情报工作的一个主要手段，我们不仅要去获取情报，还要争取人心。这是我们情报工作与别的国家情报工作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争取人心。

何婕：咱们连隐蔽战线的工作，走的都是人间正道。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讲，回望历史，我们能学到很多，那对于当下，我们可以提高哪些国家安全意识，给自己一些启发呢？

罗援：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不重视国家安全，将会给我们的发展以及个人家庭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严重损失。现在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太平的世界里，只是生活在一个太平的国家里，而国家就是我们重要的安全屏障。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有一种安全意识，想国家安全之所想，急国家安全之所急，这样才能维护我们的整体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