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我再补充一点，像他这样的高大上的联合国大会主席，或者一些其他在联合国工作的人，很多人是很辛苦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联合国的领导班子秘书长、副秘书长、助理秘书长，组成一个执委会，从古特雷斯担任秘书长后，也建立了集体学习制度，有点像我们的政治局学习，每年两次，我去讲过一次课，那是2018年7月，也是联合国执委会第一次邀请中国学者去讲课。

古特雷斯秘书长对中国非常友好，我讲座休息的时候一起喝咖啡，他说工作太累，世界都抱怨我们联合国什么都不做，但我们整个班子，没有一天是空着的，工作非常繁重，他抱怨地说，你就可以理解这是很不容易的。像他担任联大主席几乎每天都在飞机上，一年要走几十个国家，很累人的。

何婕：普通观众很难理解，联大主席是要忙些什么。您在工作岗位上的时候，你每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日程安排？  

武克·耶雷米奇：我并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联合国大会主席，首要一点是，我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这种情况并不常见，那是冷战结束后首次出现竞争性选举。我当时的对手来自欧盟，顺便说一句，我能获胜其实是个很大的惊喜。但胜选这件事让我感觉可以肩负使命，能够以联合国大会主席的身份积极地去做一些事情。  

在这个职位上，你可以选择做一位循规蹈矩的礼仪性主席，毕竟大会每天上午下午都有固定的议程，然而，主席手下有许多副手，可以主持这些仪式或会议，而主席自己则可以去做其他事情。一旦坐上那个位置，你就会意识到大会主席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大到足以决定是否将某项议题列入议程，是否推动表决。因此，在任期一开始，我就决定打破常规，将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观察员的议题，提交大会表决。其实所有人都清楚，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观察员国的票数早已足够，但此前历届主席都回避将此议题付诸表决。所以，如果你决定了某些事情，你可以强制推行这些决定，或者至少可以迫使成员国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在某些事情上表明自己的态度。  

所以我做了一系列的事情，比如关于巴勒斯坦的，还有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以及国际刑事司法的作用等等，这些议题在世界许多地方，包括我来自的巴尔干地区以及非洲地区，都极具争议。

因此，我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起了一系列公开讨论，这在联合国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作为主席，你可以选择去做那些重要的事，你也可以享受这一年的任期，毕竟任期只有一年，期间会像王室成员一样受到礼遇，还能环游世界，与人握手会面。但我选择去做事，那是非常充实而且紧张的一年。

当地时间2024年5月10日，第十次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10日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认定巴勒斯坦国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应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路透社

张维为：我再补充一句，就是像他这样的，在联合国高层虽然是一年的工作，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政治压力，有一定风险的，你时不时会得罪某个大国。

何婕：我先回到前面武克先生说的，他一年其实是非常繁忙，同时也是感受到压力的一年，但是他没有仅仅是到处走，或者接受这种所谓的欢呼握手，他还是投入做了许许多多非常扎实的事情。不妨说说美国和联合国，联合国这么些年来，一直拖欠会费的是美国。另外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关乎公平正义的议题中，美国也是经常站在利益的这一边，这个是在这些年联合国的运作中，让世人产生了很大的一种不好的感觉。

张维为：客观来讲，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光这纽约这个市，这么多的国际公务员、官员及其家属在那里生活工作，给纽约创造GDP、创造就业，算经济账，美国是赚钱的。但现在美国还是欠了将近30亿，世界最多；但是美国也很“鬼”，联合国有个规定，具体细节我忘了，大致就是到一个什么程度，如果你再不交会费的话，你就要丧失表决权，美国总是在此之前交一点钱。

就在前几天，哥伦比亚总统因在联大的发言而遭美国吊销签证，他在社交平台X上说，联合国应该搬离美国，搬到个更加民主的国家，他明确地提出这个要求。关键是当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跟中国商务部签订了一个协议，把开发计划署下边的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迁到上海临港，这是很好的消息。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卫报

何婕：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的，不妨可以把联合国的一些有实质意义的，能够实际性发挥作用的一些分支，先搬到美国以外的其他的地方，包括中国在内，也是个非常棒的选择。大家最关注的是，联合国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启动某种形式的改革？刚才武克先生在演讲当中也说到了，中国提出的像全球治理倡议等等，它能给联合国的改革有什么启发吗？

武克·耶雷米奇：我认为中国先后提出的三大倡议，安全、发展、文明，以及今年更具综合性的全球治理倡议，都精准回应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从本质上看，世界大多数国家渴望的是一种基于主权平等原则的、务实有效的多边主义与合作，就是通过共赢共建，共同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愿景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众多国家，都对此深表认同。

但这是理想蓝图，这仍然是一个需要长期奋斗的远景目标。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地缘政治衰退期的严峻现实，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甚至连最基础的共识都难以达成。

每个人都清楚，联合国的未来，将取决于它是否能改革代表机制，尤其是在主要机构中，安理会作为最重要的机构，更需要能反映当今世界的格局。因为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是二战的战胜国，如今，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在当时并不存在，因为它们那时还是欧洲殖民帝国的一部分，所以没有联合国席位，尤其在安理会方面。

我认为，联合国在20年后是否仍然值得我们信赖，核心在于我们是否有勇气和智慧去改革其架构，使其能够反映21世纪的现状，而不是停留在《联合国宪章》制定时的20世纪中期。

张维为：我自己觉得联合国改革的基本思路，可以参考中国模式的做法，从易到难，首先要指出整个改革都是难的，但还是要尽量有所作为。比方说，中国现在提出四个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现在用力非常之多，各种各样的具体行动，有些我觉得可以成为联合国改革的一部分，我说过可以成立一个发展理事会，聚焦发展问题，这是大多数国家都关心的问题。

你直接改革安理会，现在非常难，特别遇到的一个逻辑问题，因为五个常任理事国对它都有否决权的，你的改革涉及它的利益，它可以否决你，所以很难，除非五个大国利益都不受损害，这也不容易做到。

武克·耶雷米奇：有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全世界没有人会质疑它们是否应该在安理会有代表权，那就是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它们确实是全球安全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对吧。

请允许我直言不讳，这是一个问题，安理会有英国和法国，却没有比如印度、巴西或者非洲国家的代表，现行架构的这一缺陷显而易见，这是我之前已经说过几次的，现在我也想借此机会再次强调这一点。

何婕：武克先生说从学者的角度表达，会比较自由一点，我觉得他说到两点，对于联合国未来来说，确实是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原来有很多国家当时不存在，现在在了，这些国家有没有可以被代表，他们有没有足够的存在。另外一个，就像您说的，五常里面是不是还有足够地有代表性，这确实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张维为：很多问题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就是无解，因为程序放在那儿。可以先把发展的事情做起来，把安理会改革暂时放一下，我们可以创造性地做一个发展委员会，把所有的跟发展有关的议题都统筹起来。

为什么我真的主张很多联合国机构到中国来，第一，我们欢迎，我们真的是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有这个文化，有广泛的支持，我们对全世界都非常友好，多数国家都会接受的。此外，中国现在在很多领域都是全球领先的，如反贫困、基础设施建设、电子商务、绿色能源转型等，领先意味着引领标准的形成或变革，国际组织很大程度就是讨论和指定标准的，你只要通过程序讨论起来，让各种标准逐步形成，多数国家都会赞成的。

何婕：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国提出的这些发展标准，不是说我要利用这个标准来为我自己谋利，而是说我可以把这个标准推广到全世界更多的地方，让大家受惠，这是中国的出发点，为了让这些智慧可以全球共享，带着大家都往前走。我觉得中国这么多的倡议，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为“全球南方”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来发声，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张维为：中国公开讲了很多次，我们这个否决权是代表第三世界、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后来我们投票记录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