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本色”，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二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是否有差异？如果有的话，应该要如何调试、互动？

张维为：我们现在讲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体现了许多中国特色。换句话说，不是简单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不是简单地诠释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而是写下一章，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搞清楚，如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等等，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你如果在一个更大的范围看，比方说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必然最后演变成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基本道理，但具体怎么做，列宁做出了贡献，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又继续写，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在一个都是农民的国家，我们也可以成功建设社会主义。

资料图来源：中国文明网

刘晨光：这位同学讲的，实际上就是“特色”和“本色”的关系。怎么理解这个“本色”？马克思主义的“本色”首先不是一种教条。我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色”，实际上是追求一个理想社会，推进我们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管是过去搞革命，还是我们搞建设、搞改革，都是围绕这样一个最终的理想社会目标前进的。

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说先悬置了一个既有的某种模式、某种教条，我们朝着这个东西靠近；反过来，是我们怎么通过实践探索朝着这理想目标（靠近）。在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就是一定以辩证法的思维来指导我们，而不是以形而上学的（思维为指导）。我想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

从实践上来讲，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可能着重强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小平同志讲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除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要共同富裕，它两个都离不开的。当我们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今天提出要推进共同富裕，实现更高程度的进展，这是不是说我们前后就不一了？不是的，我们前后都围绕着我们的“本色”，只不过不同的阶段，我们面临不同的问题。以后我们可能也会根据我们的实践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动态地调整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包括政策上的一些认识。

提问：张老师分享了其实我们的改革开放是“趋利避害”地利用了外资，我想请问，当今我们应该如何在保证经济安全的条件下，平衡好利用外资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问题？

张维为：我先回忆一段历史。当时邓小平见穆加贝，穆加贝就不理解为什么中国要引进外资，他担心中国会变成资本主义。小平很耐心地解释，他说我们引进一个外国的企业，我们工人有工资，我们能够学到一点技术，学到一点管理，政府还可以收到点税收，这个产品可能出口还有市场。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

另外就是抓住时机。比方说80年代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叫“两头在外”。沿海开放政策，当时很多（人）也有争议，但还是利大于弊，中国能够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和当时这个决定有关。现在仔细回想，每一个和全球化有关的决策都是充满争议的，但你后来想想，这每一个决议、决定，都改变了中国。

现在在引进外资方面怎么趋利避害，中国已经找到比较成熟的办法。某种意义上我们是想在服务业引入“鲶鱼效应”，若国外有比我们做得好的产品、服务，我们把它引进来，然后跟国内产品服务进行竞争，以此提高我们服务业的水平。大致这么一个战略。但宏观一定是可控的，其中最核心的资本市场，就是你这个资金进入中国，我们欢迎，只要是合法的渠道，一定要按照法律程序走,这个关我们一直把着。

刘晨光：我们中国的发展模式讲的“两头在外”，它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在那样一种条件下，我们只能这样。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中国实现的这种现代化，我们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内实现的工业化进程，很难很难的，关键在于我们没有把我们的问题转嫁到外部，而是通过我们自身来消解这样一些问题。这里面体现的是我们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伟大，这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结果。

今天我们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我们要迈向更高的领域，依靠过去这种模式肯定很难走下去了，要有更高程度的自立自强、自主创新，那么肯定我们会做得比过去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