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战“疫”中，世界卫生组织走进了国人的视野。世卫组织总干事和世卫组织专家团队，正直、专业、公道，具有人类情怀。疫情爆发一开始，谭德赛总干事就来中国实地调研，他感叹：“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动员”，高度肯定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抉择，高度肯定中国方案、中国速度、中国制度安排。他还多次指出，中国把99%的病例都控制在中国境内，为世界各国防控创造了宝贵的窗口期，还比较准确地预测出窗口期大概是一个来月。

2月下旬，世卫组织又告诉世界，中国创造的这个窗口期正在缩小，各国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否则后患无穷。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世卫组织的这些呼吁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没有得到重视，西方的很多偏执狂还是幸灾乐祸，瞧，我们多民主，我们多自由，歌照唱，舞照跳，万人马拉松照跑，你们中国“没有人权”，搞“集中营”。现在看来这些偏执狂是多么傲慢和愚蠢。

世卫组织访华专家组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的应对方案，认为这是世界上“唯一已被证实的、确实有效的方法”。西方媒体总是反问：中国的做法不是侵犯人权吗？民主国家怎么能学专制国家的做法？艾尔沃德告诉他们：“你们认为中国人是出于对政府的恐惧才配合防控措施的，中国政府在你们眼里好像是个会喷火、会吞食婴儿的恶魔，但我和这么多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交流过，在旅馆里，在火车上，在街头，他们都有这么一种强烈的信念：‘我们必须帮助武汉’。他们像应对战争一样动员起来，他们相信自己是站在了第一线，相信自己的行动是在保卫中国其他地区，乃至整个世界。”

我记得BBC记者问中国战“疫”的做法是否侵犯人权时，艾尔沃德回答说，“不是的，这是伟大的人道主义”。他多次谈到，“我亲眼看到了中国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一种巨大的责任感，要保护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社区、自己的国家，要保护人类，这让人动容。”他还这样讲道，“中国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些人的辛勤工作，他们非常愿意分享，他们为自己的工作骄傲，他们谦虚、不傲慢，他们有责任心。我之前也说过，那些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中国人让我钦佩，也很受鼓舞”。

当我看到谭德塞和艾尔沃德坦然应对这些西方记者时，想起当年蒋介石政权封锁任何关于中国红色根据地的正面报道，他们把中国共产党人描绘成“青面獠牙的恶魔”。但一位正直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实地走访了红色根据地，于1937年发表了一本震撼世界的著作《西行漫记》，戳穿了蒋介石的谎言。今天谭德塞、艾尔沃德坚持讲真话，讲专业的话，讲人类情怀的话，这与西方媒体乃至西方社会广泛存在的、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形成鲜明对照。许多西方人也通过世卫组织的客观介绍，进一步了解乃至敬佩中国。这种认识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真实和深刻，这往往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生命体验感悟出来的。

我甚至觉得这几天有些西方媒体的调门开始改变。当这些西方媒体人自己也感到生命受到威胁时，有一部分人似乎开始懂事了，开始悟出了一点在中国几乎人人都懂的道理：人要呼吸，人命关天，病毒不分敌我，西方制度有很多问题，中国模式的很多方面是西方望尘莫及的。

世卫组织说，中国经验的核心是“速度、资金、想象力和政治勇气”。今天的西方模式特点，我个人认为是，没有速度、缺少资金、缺乏想象力和政治勇气。回望疫情刚开始爆发时，中国是一个被西方舆论深深伤害、反复羞辱的国家。但一个半月过去，世界疫情出现惊天逆转，中国战“疫”稳步走向胜利，那些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始作俑者开始陷入一个接一个的灾难。关键是，他们的傲慢和愚昧祸害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我们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前提是要与这种傲慢与愚昧进行坚决斗争，否则不可能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于14亿中国人来说，这大概是也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我称之为开放式的、体验式的、中国自信和制度自信公开课。它涉及面广，触及每一个中国人；它时间短，也就是两个来月，可能还会延续一些时间；它强度大，震撼每个敬畏生命者的心灵；它道理直白，中西方制度比较，孰优孰劣，不言自明。我老说这句话：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它有许多可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但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西方模式竞争并胜出。《这就是中国》在过去一年中一直探讨的很多观点，几乎每天都在得到印证。

今天，西方制度最缺乏的就是中国人的实事求是精神。但是，西方政客可以天天忽悠国民：我们情况很好，新冠肺炎是一个反对党制造的“新骗局”“hoax”，即使来了，也不要害怕，就是大一点的流感，他们甚至用限制疾病检验这种鸵鸟政策来创造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现在灾难临近，又陷入混乱和抓瞎，有些人还想“甩锅”中国，还有比这种行为更加卑鄙的吗？

我们说西方言论自由是非常有限的。通过这次可以看到，哪怕有十个吹哨人、十个发哨人也没有用，只要你敢违背资本的力量，就可以让整个机构及其专家统统闭嘴，没有副总统批准，谁也不准谈疫情。

我们说，西方的制度长于空谈，短于做事，中国人以最大的牺牲为世界创造了宝贵的窗口期，但这个三亿三千万人所谓的民主国家、超级大国，到3月8日才检测了1707人。疫情爆发后已经多少天都过去了，连检测所需试剂的百分之一都没有准备好。

我们老说，美国制度今天最大的问题是资本的力量太大。难道不是吗？做一次肺炎测试，用一次救护车，都是数千美元，医院几乎都是私立的，住一次医院可以让很多人破产。美国人民要求全民医保，已经一百多年了，迄今尚未实现，这怎么应对这次疫情？中国是免费治疗，应收尽收，宁愿床等人，也不要人等床。许多美国人已经公开呼吁美国认真学习中国抗疫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全人类的财富。

我在这个节目中也多次讲过，一出国就爱国。我个人早就不使用“发达国家”这个词，除非不得不引用别人的观点，因为发达国家不发达的情况比比皆是，坦率地说，这个词给了西方国家太多名不副实的影响力。

人类历史上，大的疫情可以改变历史进程。我的判断是今天这场疫情也将改变历史进程。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正在见证世界历史的大转折，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总有一些关键时刻，可能只有几天或者几个月，但世界格局就再也不一样了。我想这次疫情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转折点，让我们共同见证吧！

好，今天就和大家谈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在张教授的演讲中，例举了很多人类历史上曾经遭遇到的大规模传染病，对人类造成严峻挑战。但现在不管是理念也好，还是措施也好，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进步，越来越有共识，因为这是全人类共同的挑战。但是在这里面我们还是注意到，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美国一些政客，老是把“武汉肺炎”、“武汉病毒”挂在嘴上，完全不顾世卫组织已经有的官方定名。想问一下两位，这种行为是不是倒退和狭隘？其背后又是什么？

张维为：世卫组织在2015年曾经专门通过一个决议，就是不用地名来命名这种国际上的传染病，原因就是要防止种族歧视和地域歧视，这是很重要的。绝大多数包括那些批评中国的西方媒体，多数没有用“武汉肺炎”。美国的政治人物，、蓬佩奥国务卿，用“中国病毒”是非常恶劣的。台湾地区的媒体现在还在用“武汉肺炎”。这种情况，讲得客气点叫没教养，实际上还是太缺少知识。背后就想给污名化，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但是现在好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都认为这样做是错的。

吴凡：从社会层面来讲，采用这种污名化的做法，其实并没有把疾病看成人类共同的敌人，也给一些西方人传递了一种信息，好像这个病毒只有亚洲人种会得，西方人种不会得，其实对他们自己本国的防控也是非常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