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家庭消费支出太低？克鲁格曼其实是不了解中国

再回到克鲁克曼对中国经济的批评和药方。

如果说1990年代，克鲁格曼所谓“高投资高积累不可持续”的观点，对中国而言，是在错误的时间提出不合适的判断，那么此时，当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二，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内学者包括官方文件也在强调改革如何让百姓有更多获得感、促销费推动经济增长的时候，如何再去审视克鲁格曼的药方？

张军认为，东亚模式投资占GDP比例高、消费相对发达国家占比低，的确比较突出，这是事实。但也不能把它看得过于糟糕。

很多年前，张军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朱天教授就开始关注中国消费率低的问题。张军认为，国际上来看，东亚的家庭消费占比普遍较低的问题，这背后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与东亚的人口结构变化有关。东亚经济快速崛起的时候，追赶发达国家的速度特别快，东亚的人口结构转变也是一样，那就是生育率出现断崖式下降。

“为什么东亚人的生育率比其他地区下降的都要剧烈，这与教育有关。过于注重教育，这是东亚国家的传统；而女性教育水平越高，生育意愿越低。”

在共和国第二次婴儿潮时期（指1962-1973），每个父母都会生四五个孩子。在经济条件不宽裕的情况下，有限的资源一定会给男孩，供他们读书。那时候70%左右的人在农村，更加会如此。由于女孩缺少教育机会，她就无法进入职场，就只能进入婚姻市场。

而到了计划生育时期，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因而女孩得到的教育机会迅速增加了。因而家长会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到小孩身上，择校、补课、学技能，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的家庭消费占比较低背后有统计低估的原因。图为张军和诺贝尔经济学家保罗·罗默作者提供

特别是女孩，一旦有了教育机会，在中国应试教育体系中，勤奋起来比男孩表现更优秀。所以她们在职场上的准入机会、工作表现，也往往比男生更好。越是这样，她们越是不愿意进入婚姻市场，因为结婚生子会让她们在就业市场蒙受损失。

韩国也是如此，教育内卷大幅度地提升了家长对小孩教育的投入。教育投入越多，女孩越不愿意进入婚姻市场，因为她们要在劳动力市场获得与前期投入相当的回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生育率这么低的原因。低生育率和少子化，促使低的消费支出，这成为影响整个东亚家庭消费占比偏低的因素。

另外，根据张军和朱天的2015年的一项研究，中国的家庭消费支出占GDP比例当中，仅仅住房消费一项，至少被低估了6个百分点。他们的研究发现，统计局对中国居民居住消费支出的估计方法和数据存在问题，造成住房服务的消费支出被明显低估。

另一个导致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偏低的原因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相对发达。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治理污染、城市治理方面的投资，为老百姓提供了廉价的公共品，这自然会减少家庭在公共消费上的支出。比如说，上海的公共交通很发达，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汽车的购买量。

所以，张军认为，在做家庭消费占比的跨国比较时，除了要考虑汇率扭曲的因素之外，最简单直观的办法是把政府的公共消费开支（约占GDP比重约16%）也考虑进去，这样才能更真实的反映中国家庭的消费规模。

因而，在张军看来，克鲁格曼所说的中国家庭消费支出过低的现象，虽然确实反映了中国高投资高增长的特征，但也需要谨慎对待。

7.平衡术：扩大投资促增长还是扩大福利保民生?

不过，又如何看待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第一次分配中，家庭部门比例相对较低的事实？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很多经济学家都关注到了，我国的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中，家庭部门比例相对发达国家较低的状况。

张军说，收入端的家庭占国民收入一次分配的比例，与支出端的消费支出占GDP比例，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都是衡量一国经济惠及百姓的重要指标。

“我们要看到这些年的变化趋势，居民部门的分配比例是在不断提升的，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也是在上升的。”

根据罗志恒的研究，以2008年为分水岭，从1992年到2008年，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企业和政府三大分配主体中，居民部门的比例是处于下降趋势的，占比从65.47%下降至历史低点56.99%。但是自2008年开始，这一比例逐步上升。截止到2018年，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比回升至61.19%，企业收入占比则下行2.89个百分点至26.03%。

张军和学生的研究也发现，构成家庭可支配收入主要部分的劳动收入占比从2007年的48%，上升到了现在的约56%。劳动收入占比（Labor share)是指一定时期全部劳动者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它体现了社会最终产出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分配比例。

作者论文截图

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背后的原因主要就是工资的上升。工资为什么上升？一方面是市场力量推动的，比如某些行业的劳动力短缺带来工资的上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些年国家层面，对涉及到家庭收入补贴方面的公共政策多了一些，尤其是对中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地区的家庭收入支持的政策开始多了。

张军甚感欣慰，他说，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政府经济工作的重心就是基本建设，就是投资-生产-再投资，现在家庭相关的公共政策日渐进入政府视野，这也是他这几年里一直在呼吁的。

这些年如扶贫、加大社保投入、基础教育向公立学校倾斜、污染防控、生态保护等等相关领域政策的出台，都在表明中国政府的发展政策在逐步向以家庭为中心的公共政策转变。

以教育为例，如果能够通过政府的补贴，解决教育的内卷问题，实际上就相当于增加了家庭的收入；再比如养老问题，很多人愿意居家养老，如果政府能够出台系统性的公共政策来解决养老服务的供给问题，这些都是未来家庭为中心的财政继续解决的问题。

张军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已经非常大了，在当前全球经济的低迷期，公共政策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既然大规模投资推动增长的效益在下降，与其将投资变成债务或者烂尾楼浪费掉，不如及时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模式，将更多的公共支出直接运用到家庭上，在住房、医疗、育儿和养老方面给予家庭、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更多支持。

8.寻找黄金法则：中国经济的治理之策

多年前，乃至今日，很多学者比如朱天、余永定和林毅夫等人，仍然坚持通过扩大投资促经济，保持合理的增长。那么在地方债务压力较大的当下，如何既保证增长，又提高家庭福利上面的财政支出？

“东亚经济体在经历了高增长阶段之后，都曾经出现了补旧账的过程——即财政支出从以基本建设为中心转向以民生为中心。在早期阶段两者并不矛盾，但发展到一定阶段，两者的矛盾就会慢慢出现。如果不合理应对和转型，可能会引发社会问题激化社会矛盾。”张军说。

从理论上讲，朱天教授一直强调“新三驾马车”，即索洛模型中推动经济中长期增长的三要素——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投资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不是消费，“但如果经济确实面临需求端的短期问题，我们就不能用长期方法去解决短期问题了。”

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是1950年代提出来的。1961年的时候，经济学家埃德蒙德·菲尔普斯把人均消费作为一个社会福利目标，纳入索罗模型，推导出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法则”。即，在满足某些条件下，经济增长存在一个动态最优化路径，既实现了劳动和资本的最优化配置，也实现人均消费的最大化。菲尔普斯后来因此而获得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学奖。

不过有意思的是，当前中国经济尽管面临需求恢复乏力的局面，中央一直没有出台大家期望的重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令各方十分不解。

张军说，“这就是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的不同”。

张军认为，辜朝明的药方不适合中国。图为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张军对话辜朝明。网易

前不久张军和经济学家辜朝明讨论了辜氏开出的“中国药方”。辜朝明认为中国当下要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国家和公共部门的支出以避免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出现；而张军认为，这是火上浇油。

“中国经济跟当年的日本经济很不一样，中国的问题恰好是公共部门和政府公共资本支出太大了，民间投资动力不足，这是造成经济放缓的原因。这时候再要政府去扩大公共资本支出来阻止放缓，是不可能见效的”。

在张军看来，这大概解释了当前中国政府为什么非常小心谨慎，不想在短期与长期之间做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不想为长期目标而忽视短期问题，更不想为短期问题而牺牲长期目标。这也给外界留下了宏观调控政策相当克制的印象。比如，目前的利率太高不利于扩大投资，但利率也不能太低，太低了会刺激很多无效的投资和坏账的积累，造成巨大风险。“这确实很像在追求一种菲尔普斯的‘黄金法则’”，张军说。

从当前央行负责人的发言即能够看出端倪，央行行长潘功胜在6月份的一次发言中说：

在调控中我们将注重把握和处理好三方面关系：一是短期与长期的关系。把维护价格稳定、推动价格温和回升作为重要考量，灵活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同时保持政策定力，不大放大收。二是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统筹兼顾支持实体经济增长与保持金融机构自身健康性的关系，坚持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三是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主要考虑国内经济金融形势需要进行调控，兼顾其他经济体经济和货币政策周期的外溢影响。

尽管多方呼吁中央政府采取更进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去刺激经济，但中央一直保持克制，没有采取美国式的激进政策：要么暴利加息，要么零利率搞天量宽松等等。

“我觉得中国宏观管理当局这么做也是煞费苦心，主要是因为面临的约束条件太多了，冒进突破意味着风险”，张军说。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宏观政策不得不变得很具体细碎，需要根据情况不断调整。面对房地产行业的大重整，中央政府出手介入房产存量的消化，用于住房保障；对于地方债务化解难题，则又采取“白名单制”，对12省份债务负担重的省份提供带条件的资金支持，而且这个“白名单制”化债方案，正在向其他19个省份推广。

古语有“治大国如烹小鲜”，进入新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面临国际国内复杂的环境，眼前的挑战很多：经济恢复力道不足，房地产以及地方债务问题待解，生育率快速下降，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等等。在张军看来，高层不得不采取“soft push”，以柔克刚，即用柔和的办法，去缓解种种眼下的难题。

“既然要实现经济稳中求进的目标，这或许是当前治理经济的最好办法”，张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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