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高氏为长孙晟生下长孙兄妹，但是在长孙无忌十五岁的时候，长孙晟去世，而长孙晟前妻所生之子长孙安业却容不下异母兄妹，把年幼的长孙兄妹赶出来家门，长孙兄妹无处可去，幸好此时，舅舅高士廉把妹妹和外甥女接回到自己家抚养，并把外甥女嫁给了出身于关陇贵族的李世民。后来长孙兄妹因为李世民的登基而一跃成为皇后国舅，显赫无比。长孙安业怕长孙兄妹报复自己，便参与到了贞观初年的谋反案中去，此事被长孙皇后得知，她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是替异母兄长求情。虽然北朝史书嫡庶相争的例子不少，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般来说史书记载的都是比较极端的特例。

有人说北朝隋唐是庶子最受歧视的时代，可能是受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的影响。

江左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媵终家事；疥癣蚊虻，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斗阋之耻。河北鄙于侧出，不预人流，是以必须重娶，至于三四，母年有少于子者。后母之弟，与前妇之兄，衣服饮食，爰及婚宦，至于士庶贵贱之隔，俗以为常。身没之后，辞讼盈公门，谤辱彰道路。子诬母为妾，弟黜兄为佣，播扬先人之辞迹，暴露祖考之长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

学者陈爽认为嫡庶问题确实是南北朝社会的差异，北朝的嫡庶之争甚于南朝。但是差异并不是表现在嫡庶地位与身份上，而是社会因为观念与制度所导致的频繁后娶状态下家族继承关系的不稳定，史书记载的嫡庶之争多是发生在前妻所生之子和后妻所生之子之间，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嫡子和庶子之间。

北朝后期的嫡庶之争和鲜卑贵族同汉人高门大族普遍联姻有关，鲜卑妇女凭借帝室之资、王公之势冲击高门大族赖以维护家族名声的礼法。宗族矛盾也促进了家族的分化，以至于“在北朝后期的易代分合中，许多名家大姓已失去了固有的凝聚力，宗族成员为谋求自身的功名与权位，分别效忠於不同的统治集团，父子异邦，兄弟成仇。”隋唐以后，嫡庶观念应该是逐渐在淡化的。

其次不讲阶级，空谈嫡庶，意义就很有限了。

跨阶层的庶子歧视几乎是不存在的（底层嫡出的儿子不可能歧视上层权贵庶出的儿子），本阶层的庶子歧视也从来不是作为社会共识而存在的，可以说出了家门，基本没人会在乎个人的庶出身份。对于士人来说，更重要的还是其父亲（中古重视家族）所在的阶层地位，是高门贵族出身还是寒门小姓出身还是纯粹的底层出身。存在于家庭内部的嫡庶之分（歧视），其实质影响也有限。

毋庸置疑，历朝历代的法律都是以嫡长子为第一继承人的（身份继承和财富继承），财富继承中的“诸子均分”原则一直存在争议，这里先不谈。我们谈身份继承，法律规定以嫡长子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同时，其实对于嫡次子和庶子而言，他们的区别并不大。嫡长子有爵位有荫职固然是值得羡慕的事，然而嫡次子并没有。

嫡次子和其他庶子的差距其实并不大。除非皇帝往下推恩，另封嫡次子侯爵或官职。在江左晋宋时期，拥有国公爵位的可以以员外散骑常侍的清官起家，依此论之，非继承人的子弟起家官职要低于员外散骑常侍。当然大臣的功劳能达到让皇帝推恩的水平，很多时候连庶子也一起推恩了，当然能推恩几个儿子，大臣能生几个儿子，这都是不确定的。

否则，在现有规定下，嫡次子也没什么好处，其所拥有的政治资源也是有限的，嫡次子和其他庶子也就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水平。

房玄龄爵位有长子房遗直继承，次子房遗爱虽然尚公主，“特承恩遇，与诸主婿礼秩绝异”，但是高阳公主还是想让丈夫继承公公的爵位，可见爵位应该是比较稀缺的政治资源。继承爵位的长子和不继承的次子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并不平等，哪怕房遗爱和房遗直一母所出，也要相争。

嫡长子和嫡次子的世界也是不同的。如同学者所说，稀缺的政治资源要排除大部分人，只是这大部分也包括了非继承人在内的嫡次子们。这样一看，嫡庶大概就是这样子吧。很多时候大臣也不是喜欢长子厌恶庶子，只是出于维护大宗地位的出发点强调嫡庶之别。

嫡庶有没有区别呢？肯定是有的，但也只是存在于家庭内部，而不是包括整个统治阶层在内，歧视庶子的现象也不是普遍现象。小说里太傅丞相的女儿都能被卖到青楼里去，这其实是很荒诞无稽的设定。其实相对于和政治继承权没有牵扯的嫡庶女之间的区别就更小了，桓温出身龙亢桓氏家族，想和太原王坦之联姻尚且被拒绝，桓温虽然为东晋权臣，但一直被高门大族视为“兵家子”，在这里他应该不会在乎王坦之之女的嫡庶问题。

王导、谢安、王坦之有庶女的话，怕根本是无人敢歧视。在唐朝人们不会看出身于五姓七望庶女的庶出身份，而是只会关注其五姓出身。庶出怎么样，还是高贵无比，毕竟娶五姓女（而不是五姓嫡女）是很多唐朝士人的梦想。嫡庶之别还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父亲的宠爱、官运等因素的影响，家族联姻一般也对年龄也有一定的要求。

即使是嫡女，若是在父亲封侯拜相之前嫁人，那么可能到头来反倒不如年幼庶出的妹妹嫁得好。若是嫡女年幼，庶长女年纪合适，那么也只会安排庶长女联姻。在权势面前，嫡庶之别基本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