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年的《中央亚细亚》杂志创刊号中，有《中央亚细亚概观》一文，作者在文中自况写作目的：“当亚洲人自决潮流澎湃之今日，余本诸亚洲人自力团结之精神，将中亚之概况介绍于国人，使国人了解此等地方而加注意，则笔者之愿即已称足”。

他进而指出，所谓“中央亚细亚”的名称，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两种，一般意义上所称的“中亚细亚”或“中央亚细亚”专指以咸海、里海为中心的亚洲中部凹地，这就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狭义中亚范围，其中仅包括位于北部的吉尔吉斯草原、中部的突厥斯坦地区以及南部的土兰平原，以及中西部的咸海和里海。而广义上的中央亚细亚，则包括上面所称的狭义中亚区域，以及中国的新疆、伊犁、青海、西藏、蒙古等地，可以以“中部亚细亚”来命名。

该文并以（狭义上的）中亚细亚、新疆、伊犁、蒙古、西藏、青海分别加以介绍说明，并指出这片区域除了中部为咸湖、盐碱地以及沙漠之外，其余周边地区，都是肥美的农牧地，其中的河川沿岸山麓地带，则是其中最为丰饶的农牧地区。这一区域除了畜牧业之外，与高加索地区一起，同为苏联低纬度的温暖地区，并成为棉花、小麦、毛皮等国防资源的重要产地。一般人将这一地区看成是苦寒之地的观念，实际上并不确切。^[15]

该文可以说较为明晰地界定了中亚的范围，将中亚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上的中亚范围与国际学界的“内亚”（InnerAsia）范围类似，不仅包括如今的中亚五国区域，还包括当时中国的新疆、蒙古、西藏、青海等地，而狭义上的中亚范围则专指苏联中亚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这一时期，有些研究者依然对“中亚”概念的指涉范围仍然有不同的看法。例如王寒生在其《中国与中亚细亚》一文中，就认为这一区域在古代是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大秦等国，如今则是阿富汗、伊朗、阿拉伯、地中海东岸克利特岛及俄属西突厥斯坦区域，而实际上这里并不是亚洲的中部，亚洲的中部应该在中国。^[16]在这种情况下，中亚甚至就是一个错误的名称。

从时间轴上来看，在清末民国时期，国人对于中亚的具体范围有不同的看法，中亚这一称谓本身也存在“中亚细亚”、“中央亚细亚”、“中部亚细亚”等不同的竞争性名称，而“中亚”一词在使用中逐渐胜出，成为至今广泛采用的约定性用法，而从时间轴上看，国内对中亚所指涉范围的认知存在着这样一个大致的变迁过程：在清末时期，中亚主要指波斯、阿富汗地带，有时甚至指称以印度为主体、并受其影响的周边区域。进入民国时期，知识界对俄属中亚和后来苏联中亚地区的认知逐渐清晰，这一区域逐渐成为狭义上中亚的基本范畴，当然，即便是在这一时期，依然存在着其他对中亚范围的不同看法。

概念共识：中亚认知的主体性基础

当代是一个寻求共识的时代。作为一个至今在学术界尚未形成共同界定的区域，中亚在历史和当代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边界的模糊性而被忽视，同时也使得我们对于这一区域的认识一直处在一种“黑洞化”的状态中，也就是说，这一区域一方面像传奇之地一样始终吸引着我们的兴趣和目光，另一方面则无情地吞噬着我们对于这一区域的美好想象，这是一块希望与失望并存之地，也是一块魅力与斥力并行之地。^[17]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于中亚的认知始终在发生着变化，很难说存在着一个认识领域的全然不变的中亚形象，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于“中亚”所指涉的具体内涵的认知也就很自然地会出现变动，而这种变动又进一步影响着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更大范围内的周边与外域的认知，并反过来影响着我们对于中国本身的认识。因此，我们必须时刻注意中亚认知中的动态性，这种动态性既蕴含着区域层面上的变动不居，同时也涉及当时生活在这片区域上的人群的运动流散。

此外，由于中国在历史上与中亚一直存在着密切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并且长期以来在传统知识体系中形成了某种范式性的“西域”认知，近代随着西方知识体系的强势渗入而出现了认知领域的近代转型，对中亚概念及范畴的认知也随之出现新的变化，而这种新变化又进一步影响着现当代中国对于中亚的整体认知。因此，在重新面对中亚与中亚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中亚认知中的语境问题，尤其是中亚认知中的中国历史关联性问题，这是中国的中亚研究与欧洲中亚研究、美国中亚研究、日本中亚研究等不同的地方。

随着历史的演进，近代地缘政治中日渐崛起的民族国家结构及其边疆-边界的明晰化，使得近代中国知识界在看待和认识“中亚”的时候，一方面往往将其与传统的“西域”认知联系起来。而在另一方面则往往较之“西域”有更明确的外域或外国的认知，从而形成更具有边界性的、中国之外的“中亚”概念和范围认知。

这种认识随着对苏俄/苏联中亚政治与经济形势的介绍而日渐清晰，最终又发过来使形成了对于中国西部地区界限的更为清晰的认识，形塑了当时和如今中国西部边疆及其社会、群体的边界与样态，影响了我们对自身内部边疆及其社会运作的认知与理解，进而更为清晰地界定了对于自身国家——中国西部范围及其西部边疆社会的认知。可以说，从历史角度而言，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中亚”概念范畴的认知变迁摆脱了传统的西域视野，开始纳入地缘政治的视角，成为接续后来国际关系研究路径下的中亚主流认知的概念基础。

梳理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中亚”概念范畴的认知流变过程，是一个确立概念共识的过程，理解了“中亚在哪里”的问题，了解近代中国人的中亚视野，将使我们对于中亚在欧亚乃至整个世界格局中有更具全局性的把握。这不仅是中国当代确立周边与外部认知的需要，也是我们每个人在认识和面对这一区域时必然经历的过程，同时，这种认知也将反过来启发我们对于中国相关议题本身的思考与认知。认识中亚，也是在认识中国。

注释：

[1]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吴玉贵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页。

[2] [17]参见Andre Gunder Frank, “The Centrality of Central Asia”,Studies in History，no.1(1992).

[3] Denis Sinor, “Rediscovering Central Asia”, in Diogenes, no.4(2004).

[4] [5]《万国公报》（上海），1879年第11卷第530期，第20〜23页；1879年第11卷第542期，第22页。

[6]《时务报》1898年第62期，第21页。

[7]《知新报》1899年第88期，第6页。

[8]《政论》1907年第1卷第1期，第91〜93页。

[9][10]《外交报》1907年第7卷第1期，第19〜21页；1908年第8卷第23期，第13〜14页。本文译自《东京日日新闻》，日本明治四十一年七月四日。

[11]《地学杂志》1911年第2卷第11期，第18〜20页。

[12]《译刊》1940年第1卷第1期，第59页。

[13]《长风》（上海）1940年第2卷第1期，第77〜78页。

[14]《国民新闻周刊》，1942年第46期，第17〜18页。

[15]王谟：《中央亚细亚概观》，载《中央亚细亚》，1942年第1卷第1期。

[16]王寒生：《中国与中亚细亚》,载《新中华》1943年第7期。

（文章原载《文化纵横》2017年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