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不是什么？从严格意义上说，中亚不是一个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单独单元，它无法确立起自身的整体性话语与认同，而必须附属于欧亚大陆周边的某一力量单元方能展现自身的能量。中亚也不是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它自身在经济和生态上的脆弱性使其无法在长时间内形成一致性的力量。

例如，在中亚的漫长历史上，我们还找不到一个真正囊括这一区域的，并以本地区为政治中心的长期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即便是在著名的蒙古世界帝国时代，中亚也并没有成为蒙古帝国的中心，而只是整个帝国的一个部分。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英-俄争夺中亚的时代，中亚在英国殖民政策的定位上也处于某种边缘位置，其地位无法与当时作为英国南亚战略支点的英属印度相比。

当然，随着历史的推进，近代的世界政治及其地缘政治变迁为中亚赋予了新的角色。正如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上世纪初曾指出，欧亚大陆内部区域，因其身处内陆以及海上力量无法渗透之故，将成为世界政治的枢纽地带。但在他的眼里，中亚只有在附属于俄国（以及之后的苏联）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力量。而在苏联走向瓦解之后，中亚又面临着新的抉择。

而在将近一百年之后，美国地缘政治学大师布热津斯基在他著名的《大棋局》一书中更是将这块地区看成是“欧亚大陆的巴尔干”的一部分，在他看来，这一区域将控制一个必将出现的旨在更直接地连接欧亚大陆东西最富裕最勤劳的两端的运输网，而作为一个潜在的经济目标，其在自然资源等方面的重要性更是无法估量。而建立和加强中亚地区的周边战略平衡，也就成为美国在实施欧亚大陆的任何综合性地缘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

近代中国人笔下的“中亚”：范畴及其变化

正如中国的对外认知视野发生过巨大变化一样，中国对于“中亚”及其指涉地区的认识也经历着复杂的变迁过程，从而在对于“中亚”概念认知方面形成自身的特殊性，即以古代中国在“西域”认知层面的长期传统以及二战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于“中亚”认知中占据主导的国际关系研究路径，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中国“中亚”认知的两种连续性。

而在这两者之间，则存在着一种断裂：即传统“西域”认知与二战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亚”论述之间的断裂，这涉及传统的“西域”认知是如何转变为“中亚”认知的？同时也关系到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所凸显的民族国家及国家边界的日渐明晰化问题，即从一个主要包括中国西部地区在内的“西域”概念向一个基本上将中国西部地区排除在外的“中亚”具体概念的演变及语用问题。

《康熙王朝》剧照

值得注意的是，与同一时期或在稍后时期出现的亚洲其他主要区域概念如“东亚”、“东北亚”、“南亚”、“东南亚”相比，“中亚”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出现与使用方面有着更大的波动性与模糊性，这一概念在中国的生成与运用在很长时间内都存在着一定的争议，至今尚未完全明晰。因此，回到近代中国的语境，观察当时中国人对于“中亚”范畴的认知图景，就成为一件相当必要的事情。

19世纪中叶，随着近代殖民力量的侵入，西方列强既用枪炮与商品改变了中国内部的政治与经济秩序，同时也带来了系统性的西式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在知识和思想的层面上挑战着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并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在这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对外认知视野和世界秩序逐渐瓦解，新的对外知识视野和区域观念在曲折变幻中逐渐形成，其中就包含了中国对于中亚的认知，尤其是对其概念范畴的新认同。

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西域”认知正逐渐被更为清晰化的“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和“中亚”认知所取代，这也是古代中国相对模糊的对外视野向近代民族国家结构逐渐成型之后以政治边界划分为基础的认识框架转变的过程。

当然，这种近代认知转变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对缓慢的演变过程。总体而言，在清末，报章和文人笔端所出现的“中亚”，更多地指涉波斯、阿富汗地带，有时甚至是指以印度为主体、并受其影响的周边区域。当时，随着英俄“大博弈”的展开，双方的势力范围逐渐明晰，因此在中国国内也开始有所报道，并在部分报刊文章里面形成对于近代意义上的“中亚”的初步认知。中国人开始逐步超越传统“西域”式的对外认知模式，转而面对更具现实性的中亚政治地缘状况。

在清末洋务运动的大背景下，早在1879年，位于上海的《万国公报》就刊发了关于俄国在中亚经营并进行地理勘察和地图绘制的报道，分别题为《各国近事：大俄：论中亚西亚之权力今非昔比》^[4]和《各国近事：大俄：查勘中亚细亚舆图》。^[5]在1898年，《时务报》第62期编译《俄国经营中亚细亚情形》一文，文中称：“俄国蚕食中部亚细亚，欲以拊英属印度之背，孜孜匪懈，思遂其雄志，其奏效之绩，颇可观焉。唯中部亚细亚之地，僻处亚洲之中央，故其事不易入人耳目，于是俄国南下之势，虽骎骎不已，世人知其情形者却少。”^[6]1899年，《知新报》刊载英俄两国派员勘探中亚地理的情况，题为《亚洲近事：英俄派员测探中亚洲地势》，^[7]其中以“中亚洲”指代这一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