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看看人大代表的身份。

在2987名十二届（2013～2018年）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占总数的13.42%；专业技术人员代表占总数的20.42%；党政领导干部代表占总数的34.88%。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代表占总数的9.3%；港澳台代表占总数的2.1%；其他各民主党派、无党派、宗教和文艺团体代表等占总数的20.22％；妇女代表占总数的23.4%，少数民族代表占总数的13.69%。

在2980名十三届（2019～2024年）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占总数的15.70%；专业技术人员代表占总数的20.57%；党政领导干部代表占总数的33.93%。其中，妇女代表占总数的24.9%，少数民族代表占总数的13.69%。

确实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些区别，知识分子、其他党派人士甚至超过工农代表的比例。不过在中国，知识分子也被看作社会主义的基本劳动分子。有中国学者说中国政党是一个继承儒家执政传统的全民党，并非只代表某个阶级。还有学者强调中国政府的“中性”特征——在各个阶层之间保持中立，这在代表比例里也有所体现。中共称之为“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共产党重点强调党本身的先进性教育，无论哪个阶层出身，成为党员，就要以党的思想和法纪约束自己。

反观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我想不需要我来告诉西方朋友，这些议员有多少是来自1%，多少政治领袖来自富豪世家。并且还有旋转门，可以保障至高无上的立法机关与富人精英的“俱乐部”之间畅通无阻。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理解，西方朋友会说这个代表成分只是中国法律上的、“表面”上的人民性和代表性。正如他们怀疑中国公布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也是虚假的。不用着急，其实在中国国内，也有很多人，主要是亲西方的知识分子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人大代表是举手机器。但我们研究过这些代表吗？中国的两会代表不是职业议员，缺乏吵架或者演讲的技能。少数善于在社交媒体作秀的代表并不受欢迎。他们带着自己的议案来开会。这些议案通过小组讨论、集中讨论，层层筛选、渗透。议案写的不好，就会被媒体和民众嘲笑。

一个典型是申纪兰，她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内陆山西省一个县的党总支副书记，也是中国唯一的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有中国人批评她参加历届人大，却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如果仔细了解一下这个人，就会发现申纪兰提出的议案足以让很多职业政客们汗颜，最重要的就是在1950年代主张同工同酬。她组织妇女劳动，凭借劳动本领为妇女争取到同工同酬权利。而如今热衷批判中国的BBC女记者却因为不能与男性同工同酬而不得不辞职。申纪兰像是某种人民的“长老”，凭借自己的历史威望坐在代表席上。据媒体报道，申纪兰的提案有很多，主要是为了老家山西谋福利：包括引黄河水进入山西省、改造山西老工业基地、增加铁路、建设高速公路，建设飞机场、建设电站、建设集中供热工程……区别于西方的利益团体争蛋糕，她的议案多涉及基础设施，有利于区域经济蛋糕做大。看的出来，这些议案未必不是她本人的，她是个农村妇女，但代表了当地人民的意志。批评她的人同样掉进了西式民主的思维陷阱，以为举手与否最重要。

申纪兰（左二）

西方人对议会游戏规则的理解炉火纯青，却不了解中国人的政治运作，中国人的民主并不都是放在桌面上。中国人的“和谐”传统不喜欢你死我活的争吵。当然，这也会被一部分人批评为人治高于法治。但人治和法治的区分、政府和社会的对立，难道不是西方二元思维的一个病症？

中国两会由于疫情推迟了，但民主运作并不会停止，因为民主本来就在台下，就在人民的生活当中，以具有实效的方式运行着。新冠疫情期间，仅武汉一地就依纪问责处理近700名官员，涉局级干部至少10人，省长和省委书记也被撤职。同时火线提拔优秀干部数十人、火线发展党员10多人。而在西方国家，疫情防控如此令人失望，却几乎没有官员被“民主”问责处理，唯一的“民主”表演似乎就是吵吵闹闹和问责中国。

一个人口众多的超大规模国家，政治要善于化繁为简，中国共产党总是提出最鲜明简洁的目标。例如《决定》强调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尊重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党治国理政全部工作之中”。在抵御新冠疫情期间，习近平强调“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1位”，人民利益至上，这就是中国民主根本纲领的表达。在西方，疫情期间成千上万的人死去，美国总统竟然说出“没有呼吸机，但这就是生活啊”，英国一些养老院里的老人竟然被要求签订自愿放弃救护的协议，这些都是令全世界“普世价值”支持者痛心的事情。我相信很多西方朋友会因此而思考：这样的民主意义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