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死者的纪念建立在对当下实践的胜利基础上。虽然作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历史进程，解放尚未真正到来，但朝向解放的实践由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性的胜利构成。站在一个又一个阶段性胜利的当下，回望过去。所有朝向这一现实的牺牲便都产生了意义。人民必将在实践中解放自己，于是就有了人民英雄纪念碑。

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故事是倒叙的故事。毛主席在1930年革命最艰苦时保证的那个未来，在1949年获得了此刻的确证。在他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中，人民站在此时此刻，向上追溯三年，纪念所有为此刻的实现而死亡的人。再向上追溯30年，我们纪念我们所有为此而死亡的人。再向上追溯，直至1840年，我们纪念所有人为此死亡的人。死亡是最大的确定性。而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的死亡，却蕴含了超越有限性与宿命论的必然。

中国实践社会主义的赢学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将人生彼岸的超越性与此岸的实践结合起来的问题。在这个结合中，所有会死的人，都将获得意义。这种解放不以一个人、一群人的拯救为彼岸，而是以所有人的解放为彼岸。

今天的中国与处在今天的我们，相比我们的祖辈们俨然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时代，但是我们与我们的祖辈、我们祖辈的祖辈们，却始终被一个共同的理想连接在一起。这种面向现实的连接也是我们精神共同体的传递。

今天，中国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了，就像我们的祖辈一样，今天的我们同样要回答一个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崛起了之后怎么办？人类未来该怎么办？在这个时代，在我们朝前看的思考当中，中国同样是重要的现实抓手，但它绝不仅仅是唯一的抓手。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是今天中国现代化建设者的问题意识，也是在历史绵延中所有先锋队的共同问题。在不断回答这个问题的进程中，我们获得了与人类普遍历史的深刻联系。

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处在另一个巨大历史变革之中的毛泽东用“改造中国与世界”传递了同样的问题意识。站在2025年的我们，回望1921年的中国与世界，我们所处的物质世界及其它的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改造自身命运的能动实践中，在对中国这一我们栖息的共同体物质空间的自觉中，在中国与世界命运的辩证关联中，在充满斗争、合作、妥协、彷徨、探索的历史合力中，我们每一个渺小的个体被连接成了一个穿透历史的命运共同体。这个命运共同体，便是造成历史变革变化的动力。

在这个实践的进程中，物质的世界不断变迁。也就是因为这种不断的实践，人的有限的碎片化的生命，变成了一个有机的、穿透时间与空间的整体，并向着人类共同未来的不断过渡。世界历史，在人向着共同且美好的未来的能动实践中成为现实。在这个愚公移山的历程中，有限的人，在面向未来的实践中成为了永恒。

个体能动的物质范围是有限的，个体团结起来形成的共同体则为不断超越个体的有限性提供了可能性。中国是今天我们物之所及最大的组织边界，但不是我们意之所及的最远边界，更不是锁定我们能动性的永恒边界。中国是我们实践的起点与抓手，星辰大海是人类实践的共同未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为我们理解这种历史性运动提供了方法。这用毛泽东1921年的话来说，就是：“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

改造世界的目的在于消除造成不平等发展的结构性力量。在20世纪，改造世界的理想以中国为抓手；在今天，这个抓手更延伸到了全球南方。以中国为抓手，并最终改造世界。这就需要我们向自己与世界说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经验能否为更大的人类共同体带来福祉？我们所希望建设的是怎样的世界秩序？这种秩序与人类过去两百余年间的所遭遇的秩序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实际上，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用来理解自身、认识世界、想象未来的知识话语所依赖的认识论都受着明显的欧洲历史经验影响。它更像是欧洲民族国家秩序观的空间延伸。民族国家这一诞生于后罗马时代欧洲分裂竞争历史中的“政治共同体”，其特点便是在其内部形成了有序的“政治共同体”，而其外部则是恐怖的“国际层面的无政府”混乱。这种有序的内部与无序的外部构成的尖锐对立，成为构建霸权的根本理由之一。

沿着这种内外观，少部分人对暴力的垄断被视为是终结无政府状态，达成和平的唯一方式。今天美国世界秩序观中，那些诸如“自由利维坦”、“自由国际秩序”、“自由国际主义”，或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无不是这种反映了欧洲历史经验的内外观的逻辑延伸。

虽然这种秩序观源自西方，但随着西方的全球扩张，其知识霸权也扩展到了地理上的西方之外。因此，与其将其称为“西方中心”的秩序观，我们不妨将这种原子化的、金字塔式的、等级森严的秩序观称作一种霸权中心的秩序观。这种秩序观关心的是霸权者自上而下，维护秩序稳定的能力。

中国现代秩序观的形成，是在接续了中国传统的大一统与民本思想基础上，在遭遇了近代霸权中心世界秩序的物质冲击之后，经历了几代人的迷茫、反思、实践与革命之后形成的能动结果。也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而生长出来的必然精神。

从中国现代化历史实践中涌动出来的共同体秩序观以发展为历史必然。这种发展需要以生产以及生产关系的改造为中心，以推动共同体的自主性能力为目标。共同体能够帮助我们在一个更加动态、辩证的关系下，理解秩序的形成与演变，以及不同群体之间交往、交流、融合、冲突所蕴含的历史哲学意义。

一个美好共同体必然是在广大的空间与人群中，在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下，公益的持久实现。而这种共同体的塑造，必须建立在对不同规模、不同维度共同体的整合基础上。也需要每一个构成共同体的个体能够在共同体生活中被赋能。这种人人成圣、人人平等、人人富足的理想是“美好共同体”最理想的状态。

建设“美好共同体”可以被视为人们形成权力关系的根本目的，任何一种共同体的解体，则是背离这一保证的政治结果。在这个视角下，国家不再单纯是垄断暴力的机器，而是在谋求“美好共同体”的进程中，一种庞大的复杂制度安排。更进一步，我们也能将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而非战争调动的能力，作为一种框架，来理解国家行为以及不同共同体兴衰的原因。公益的边缘，决定了共同体的规模与稳定程度。而所有霸权国家的衰落，是其对美好共同体承诺背叛的最终结果。

与霸权中心的秩序观不同，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生长出的秩序观以平等为理想，以普遍联系的人的共同体为中心。在一种真正具有人民性的力量驱动下，不断实践着进一步塑造更好的共同体的目标。在中国，这种力量表现为先锋党。而在更广阔的世界中，也必将是真正代表人民性的力量，在历史中涌动出来，开枝散叶，走向未来。

中国是面向人类解放的第一步，人是人类解放的桥头堡。我们的核武器，我们的这个航空母舰，是为了保护人类解放更远大的利益而建造。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这是我们的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