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作为帝国理由的发展

然而，经典现代化理论把欧美先发国家在工业革命后的现代化道路看作世界公认的模板，把它们的发展经验奉为圭臬，在目标设定和路径选择上体现为“趋同论”（convergence thesis）。据此中心思想出现了各种流派，虽然视角不同，但都体现出两层意涵。

第一层，无论是何种视角的经典现代化理论，都明示或暗指发展中国家不发展的原因是其自身社会的落后。

第二层是上述论断的逻辑递进，即这些国家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就是通过改造甚至全盘抛弃传统，遵循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道路以实现现代化。

只要照此良方，西方现代化国家的今日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经典现代化理论给出的这条有迹可循且前景诱人的道路，一时间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主动学习或被动受影响的“标准答案”。

但事实证明，西方现代化理论描绘的美好道路，不仅未能帮助广大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反而成为其陷入政治动荡、经济凋敝、社会分化的原因之一。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言：“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

殷之光著：《新世界：亚非团结的中国实践与渊源》，当代世界出版社2022年版

4 视角的转换：构想一种赋能式发展

从更广大的“全球南方”视角出发，现代化道路的钥匙就在后发展国家对其主体性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发展中，即“自主发展能力”。这里的自主发展能力主要指，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国家能否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与所处的发展阶段，独立自主地确立自己的发展道路与发展目标，保护自己的发展成果与发展福祉不遭掠夺，并转化成未来的发展资源的能力。

自主发展能力既涉及物质层面，也关乎精神层面。在物质层面，国家自主利用资源禀赋或相对优势实现其发展潜力，需要一系列的基础设施、专业技术、相关人才等物质资源作为支撑，否则便会受制于人，或被牢牢框定在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工厂的价值链底层无法翻身，或是坐拥资源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收益流失，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永远是空谈。

对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自主性”问题的讨论，除必须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整体结构进行辩证外，还需要处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来源，以及在创造历史的进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今天，发展问题的基本前提是“大规模的工业使地球上的人相互联系，使所有小的局部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然而，这种在少部分先工业化国家全球扩张驱动下形成的世界市场“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其生产力并不能“归人民所有”。

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及其途径城市分布地势图

从“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出发，这种自主性在本质上是对生产力的集体主张。生产力“归人民所有”并不能被抽象地视为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般性、机械性复制。从当前“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现状出发，处在全球价值链末端的国家在不干涉原则基础上对自主性的追求最需要坚持的第一性原则是对生产与扩大再生产权利的主张，人的能动性便从这种建设一个“归人民所有”的国家事业中创生。

在此基础上，国家通过参与国际贸易、生产，以及接受贷款、援助、直接投资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价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以固定资产投资的形式参与到本国的社会经济循环中，投入扩大再生产中，成为衡量发展中国家自主能力的重要指标。

同时，影响国家能否支持生产—扩大再生产循环的条件复杂，国家的国土面积、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人口数量、人口素质、经济结构、基础设施等因素，以及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心”的依赖程度都是必须纳入分析的变量。

在上述物质基础条件之外，国家的政党能力、精英立场、文化教育、宗教/文明传统等因素也需要纳入考察。这一层面的分析不但能够帮助我们衡量发展中国家谋求现代化自主发展的意志强弱，也能让我们看到国家是否有能力有效组织社会，培养国民适配自主现代化发展的主体性意识。

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层面打破了旧式发展理论的宿命论，为后发展国家呈现了非资本主义道路现代化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中国的发展还要在一个“全球南方”国家谋求自主性发展的整体历史进程中找到重要性与普遍性。

从20世纪50年代直至今天，这个整体性的进程连绵不断。中国深知对帝国主义霸权的消解和对国际秩序的改善不能靠单打独斗，也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既有不平等结构来实现。因此，在讨论“全球南方”的发展问题时，必须在一个整体性的南北问题框架内展开。

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互不矛盾，更重要的是，这一“全球南方”谋求平等与解放的历程，还能在整体上消解现有国际体系中南北不平衡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初，陈其人在对南北经济关系的研究中就对这一点有了明确阐述。他强调“落后国家”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过渡到更高形态的公有制社会，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也蕴含着改造北方国家的历史使命与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