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Post-Truth）”：真相的二元结构

这种市场表现与“理性人”/“市场理性”假设之间的巨大差异也促使了2016年之后，英美政治学领域对“后真相”的讨论。促使这场讨论的事件，是2016年两场被认为是“黑天鹅”事件的选举结果：美国的总统大选，和英国的退欧公投。

引发讨论的核心疑惑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个时代的人已经不再关心理性讨论和真相，而更关心所谓的感情和情绪的发泄呢？是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变坏了？还是我们的世界已经进入到所谓的“后真相”的世界了？

实际上，这场讨论的出发点，仍旧基于自由市场与理性人假设，同时，相信优越的民主制度本身具有强大的纠错能力。这种定见也就使得2016年以来对“后真相”的讨论一方面像是徒劳地在为上述定见打补丁，另一方面，这种先入为主的对政治优越性的信任，形成了强烈的民主世界例外论式的思维定势，甚至侵蚀了本应客观的科学思维，造成了以英美为主的西方世界在这次抗疫过程中，不断出现“重新发明轮子”的事例。

例如，在疫情于欧美爆发之初，关于戴口罩是否能有效防止病毒传染的争论就不绝于耳。在公共媒体上出现的传染病专家以及医生们，似乎全然忽略了来自中国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不断重复政府的官方口径，强调“没有科学证据表明戴口罩能够有效防止新冠病毒传染”，甚至还有专家表示，戴口罩能够为人提供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因此反而会加速病毒的传播。

而到了5月底6月初，随着各国口罩储备量上升，重开社会恢复经济的需求强烈，政府改口认为口罩有用之后，又有专家在媒体上为政府态度背书。这种做法，实际上与之前我们看到的阴谋论对“专家意见”的选择性使用异曲同工。

可以看到，正是这种政治制度优越感对科学的侵蚀，使得本应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的知识，及其背后的“理性”基础在社会公共讨论中显得越来越不重要。而当2016年英美学术精英们发现民众似乎不再关心“真相”，并宣称社会进入“后真相”时代时，这种政治意识形态需求对公共性的侵蚀实际上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并对英美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后真相”这个概念，在牛津英语字典里有明确解释，就是指在公共政治讨论和民意表达的过程当中，客观事实和理性已经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情感与个人信念等主观性的态度。“后真相”最早是1992年，由Steve Tesich——一个从塞尔维亚移民到美国的剧作家，在一篇题为《谎言政府》（A Government of Lies）中提出的一个概念。

其基本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时代，自由世界里的自由的人们，会自由地选择生活在“后真相”的世界里呢？

这个问题里其实包含了英语政治传播的一个核心世界观——二元论。真相的对面永远是谎言，真相代表着道德，而相应地，谎言代表虚伪。与这种二元的道德关相配合的是二元的世界秩序观。在二元论的基础上，一整套的世界观得以确立。在这里，自由对抗压迫。谎言是压迫者的语言，拥抱真实的人则是自由的。与这样的道义判断相关的，则是政治判断——与自由、真实相关的政治实体，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free world）；与压迫、谎言相关的，则是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集团。

美国大片中的俄罗斯特工

这篇1992年的文章，仍旧流露着冷战话语的强烈影响：世界上只有两个对立阵营，整个世界被非黑即白地一分为二。西方对抗东方，民主对抗专制，美国对抗苏联。美国代表正义，苏联代表邪恶；美国代表人民，苏联代表敌人。敌人是一定会说谎的，一定是腐败的，一定是诉诸情感的，敌人的宣传手段一定是渗透式的。他们一定会不断重复其谎言，造成谎言就是事实的假象。他们还会嘲弄诸如美德与正义那些我们认为最值得信赖的那些道德观念。

与之相对的正义一方，则代表的是真实，是依赖逻辑与理性的力量。这种正义的力量，就像光芒一样向全世界播撒，其传播的信息都是原创性的，都是知识。

这种二元论的“美感”，就在于世界能够被极度简化，一切都分为正邪两派，其道德对应的现实世界政治载体也非常明显。这套理解世界的模式，也是冷战时期最核心的世界观模式，它信奉一个简单的准则：真理，就是自由世界的声音。

1950年4月20日，杜鲁门在华盛顿美国新闻报纸编辑者协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必须让全世界知道我们究竟是谁——不是像共产主义宣传描绘的那样的我们。我们必须集中所有自由人民的力量，投入到一个持续不断地、高强度的项目中去。以此推动自由的事业，对抗奴役的宣传。在这场伟大的真相运动中，我们必须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

这也开启了之后美国所谓“真相运动”的全球意识形态推广工作。

在这里，一个二元论世界观已经非常明确。事实上，就在这个讲话之前几周，1950年的4月7日，美国发布了著名的《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NSC-68）秘密文件。这个文件今天做冷战史的，都很明确地把它作为美国冷战整体政策的开端。文件涉及的内容除了我们经常关注的军备、国防等国家硬实力战略之外，另一个核心，就是意识形态问题。它强调：美国与苏联的这场斗争，不仅仅是一场实力的斗争，更重要的是一场整体性的意识形态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