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政治和财政的失衡

在成王二次东征获得成功后，远古以来华夏大地上万邦并立的历史结束，大量古来有之的东方氏族在军事征服和移民潮水的冲击下解体，传统的血缘-地域结合的政治模式被冲涤殆尽。

为了实现新形势下对广阔领土和参差百姓的统治，同时削弱殷商遗民的反抗力量，以周天子、周公旦、召公奭、毕公高等为代表的西周早期统治者采取封地授民的分封策略。新的封国中，不同血缘的属民杂处，自然形成了以君臣关系为纽带的全新政治结构，影响至今的官僚政治拉开序幕。

掌握文字案牍的殷商贵族借助自己的专业知识依附于西周军事贵族，形成世袭官僚，通过文书系统协助周王朝进行高效统治，促使西周政治体制向成熟国家转型：

青幽高祖，才微灵处。于武王既践殷，微史烈祖迺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围于周，卑处角。惟乙祖弼匹厥辟，远猷腹心，兹纳璘明，亚祖辛，敏毓子孙 。繁福多釐，齐禄炽光，宜其禋祀。胡迟文考乙公竞爽，得纯无谏，农啬越历。帷辟孝友，史墙夙夜不坠。[2]

在史墙盘的铭文中，史墙的高祖可能就是纣王的长兄微子启，从武王时，史氏氏族就担任周王朝的史馆职事，在周王朝的扩张中，史氏族也不断获利。可见，西周政治的官僚化对于周人和商人来说无疑是双赢的。

与官僚化这样早熟政治进程同时产生的，是西周政治和财政的结构性失衡：由于商周时期经济仍然处于非常原始的发展阶段，商品市场和货币支付要么极度落后，要么根本没有出现。

同时，虽然原始氏族集团已经解体，但是生产的基本单位——邑依然由血缘家族主导，零散的自耕农生产方式即便已经出现，也依然不够普遍，赋税这样先进的国家财政政策显然是无法建立的。

而西周的政治体制需要供养空前庞大的统治机构，和氏族时代相比，这样的统治结构产生了财政需求。没有商品市场，没有零散自耕农，政府就没有稳定的财政来源。

空前的财政需求和落后的财政环境向周王朝的统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更加先进的秩禄制度也因此至少要在战国时期才能建立起来。西周统治者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向官僚提供采邑，官僚通过控制采邑获得收入，而周王朝则通过采邑的分配控制官僚。

隹十又三月。庚寅王才寒次。王令大史兄䙐土。王曰。中。兹䙐人入事。賜于武王乍臣。今貺畀女䙐土。乍乃采。中對王休令。䵼父乙尊[3]

通过赐予可回收的采邑，周王朝建立起了高效的官僚政治，而这样的财政系统也潜藏着许多危机。

首先，是王朝官僚的腐败。缺乏监督、还保有采邑的官僚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牟取利益，对西周赖以生存的国人基础造成了破坏。

隹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王才周。才師汓父宫。各大室。即立。公族䋎入右牧。立中廷。王乎內史吳册令牧。王若曰。牧昔先王既令女乍司士。今余唯或 改。令女辟百寮。有冋事包廼多乱。不用先王乍井。亦多虐庶民。厥訊庶右邻。不井不中廼侯之耤。以今 司服厥罪厥辜。王曰。)牧。女母敢〔弗帥〕先王乍明井用。于乃訊庶右邻。母敢不明不中不井。乃毌政事。母敢不尹人不中不井。[4]

牧簋铭文出名地古奥难训，但是学界基本的共识是，在周天子（可能是孝王）对这位叫牧的贵族的册命中，周天子痛陈官僚们的腐败，不遵循贤王的美德（不用先王乍井），暴虐百姓，刑罚泛滥（亦多虐庶民。厥訊庶右邻），以至于天子任命专门管理贵族官僚的司士，可见天子对于腐败的官僚系统已经管理无力。这样的官僚系统，是无法让周王朝长治久安的。

第二，分封出去的采邑可能很难收回，建立在采邑封赐基础上的王朝财政基础在西周中后期名存实亡。

唯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宫夷宫，道入右吴虎。王命膳夫丰生、司工雍毅 ，申厉王命 ：取吴艿旧疆付吴虎。厥北疆客人暴疆，厥东疆官人众疆，厥南疆毕人众疆，厥西疆棻姜众疆。[5]

在吴虎鼎铭文中，在宣王十八年，宣王重申了厉王时代的一次采邑转封，假设厉王的命令是在执政的最后一年的颁布，宣王的18年加上共和行政的14年，在至少共计32年时间里这次转封都未能实现。32年就是一代半人，这样长的时间里原本应当属于天子支配的土地都无法正常流转。

这桩土地公案应当也不是孤立的：

隹卅又二年。三月初吉壬辰。王才周康宫遟大室。鬲比以攸衛牧告于王曰。女覓我田。牧弗能許鬲比。王令省史南以即虢旅。虢旅廼事攸衛牧誓曰。我弗具付鬲比。其且射分田邑。[6]

在这篇宣王三十二年的铭文中，鬲比报告宣王，您许诺让牧转付给我的田地，牧却不给我。天子命令官员到虢公的军队中找到虢公的臣属牧，在虢公的调解下，牧才发誓将田地交付于鬲比，由此可知，在西周晚期天子想让占有采邑的贵族按照命令交出采邑非常吃力。

可见在西周后期天子对于采邑的支配已经逐渐淡化，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官僚系统在私吞土地之后获得经济独立之后也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政治独立性，磨刀霍霍的官僚官族为肢解西周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