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扑朔迷离：五角大楼国防开支隐情

五角大楼的开支数据远不透明。虽然美国政府公开的数据显示，2020至2024年间五角大楼将54%的预算用于签订外包合同，但这个比例在现实中可能更高。原因之一，是大量涉及情报和机密项目的合约并未被公开披露。

美国情报预算已超过1000亿美元，大部分被嵌入五角大楼预算之中，并被归为机密。根据联邦法律规定，涉密合同可以不向公众报告，也不会出现在官方的USAspending网站上。这个网站是联邦政府依据2014年《数字问责与透明法》设立的公共支出数据库，但若政府部门未主动申报，USAspending就无从获取。也就是说，每年可能有数百亿美元的军工合同资金未被统计。

军方采购数据来自“联邦采购数据系统”（FPDS-NG），其报告标准受《联邦采购条例》第4.606节约束。这一条款详细规定了哪些合同必须报告，哪些可获豁免。只要属于“若公开将危害国家安全”或“包含机密信息”的项目，合同就无需上报。这类豁免使大量合同隐身于公众视野之外。

据估计，2025年五角大楼预算中约有11%属于机密项目，这些资金大多流向情报机构。2024年，美国情报预算达1063亿美元，分属“国家情报计划”和“军事情报计划”。其中，军事情报计划由五角大楼直接管理，甚至包括部分中央情报局项目。由于情报机构也被豁免申报合同数据，其实际承包情况对外几乎完全保密。

美国五角大楼 资料图

情报预算的极高保密性也导致统计偏差。例如，2024年“国家情报计划”公布预算总额为765亿美元，但未透露其中多少用于合约。同样，军事情报计划宣布预算为298亿美元，却也未披露任何支出细节。

因此，如果将机密项目所占预算从总数中扣除，再重新计算合同占比，五角大楼实际将61%的开支用于合同。这一估算基于绝大部分情报经费来自五角大楼的假设。若按2007年专业媒体Salon披露的数字，即70%的情报预算都流向了私人承包商，那么真实合同占比可能还要更高。

此外，还存在另一项数据偏差：对外军售。并非所有出现在USAspending的军方合同都是由美国政府出资。一部分合同属于“对外军售”，即美国政府作为中介，由外国政府出资购买美制武器。这些合同虽由五角大楼执行，但其资金并不计入五角大楼预算，却仍计入其合同总额。

美国武器出口分为“对外军售”和“直接商业销售”两种方式。前者由美方政府牵头、军方执行，因此流程与一般合同无异，仍计入公开数据。但若完全扣除这些外国出资的合同，2020至2024年间军费中用于合同的占比将从54%下降至48%。

然而，很多“对外军售”项目其实是由美国自己支付的，或是部分资助。例如，2024年五角大楼授予洛克希德·马丁一笔24亿美元的导弹合约，名义上属于对外军售，但其中17亿美元实为美国空军和海军出资。

同年第二大对外军售合同为诺斯罗普·格鲁曼15亿美元的预警机项目，五角大楼为其中四架出资6.89亿美元，仅五架交付日本。

更典型的例子发生在2022年11月30日。五角大楼授予雷神公司12亿美元，用于为乌克兰采购六套国家高级防空导弹系统（NASAMS）。虽标注为对外军售，但资金全部来自美方的“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本质上是美国政府采购援乌武器，并未动用外国资金。

综上所述，若将情报预算从合同计算中剔除，合同占比升至61%；若将对外军售部分排除，合同占比降至48%。这两个因素抵消之后，2020至2024年间军费中用于合同的真实占比仍大致为54%。但这一数字掩盖了背后的复杂性——五角大楼的真实开支情况，远比表面上要隐秘且多层。

5.八方来财：“美国特产”销往107个国家地区

美国军火商的利润来源，远不止五角大楼的采购预算。对外军售——包括由他国直接支付的军购订单，以及由美国纳税人出资的军事援助——为它们带来了额外的巨大利润。

2024年，拜登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美国宣布的重大军售总额创下纪录，高达1450亿美元。这其中包括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数百亿美元援助，以及对欧洲的销售暴涨。经通胀调整后，这一数字已接近二战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2011年奥巴马政府对沙特的600多亿美元军售，当年那批武器后来被用于也门战争，造成六年的人道灾难。

乌克兰和加沙的战争，是近年美国军售的两大驱动力。自2022年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超过660亿美元军事援助，几乎全部用于采购美国制造的武器。而自2023年10月至2024年9月，仅一年内，美国就向以色列提供了182亿美元军事援助，另加至少300亿美元未来军售承诺。与此同时，美国向欧洲盟国提供的军售在2023至2024年累计超过1700亿美元。这些订单由欧洲国家自掏腰包，直接为美国军火商贡献营收，完全独立于五角大楼的采购预算。

尽管拜登政府称军工产业是“民主的兵工厂”，但事实上，大量美国武器最终流向了战争国家和所谓“威权国家”。自2019年以来，美国出口的武器被用于至少28场冲突，其中有31个军售客户被美国自己的NGO“自由之家”评为“非自由国家”。2022年，拜登政府批准的军售对象中，57%是所谓“专制政权”。这些数据都来自美国国务院军贸管制局、国防安全合作署以及“民主多样性”数据库。

从2020到2024年，美国向全球107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军火。这种规模广泛的军售网络，显著提高了美国卷入他国冲突的风险。无论是通过驻军、特种部队部署，还是向交战方源源不断地提供武器，都可能让美国深陷战局。

美军援乌武器弹药抵达乌克兰 图源：央视

6.全面围猎：国会与行政部门如何沦陷

军工产业利用多种影响手段，将“一年一万亿美元军费仍嫌不足”的观念灌输进国会和白宫。这套操作体系涵盖政治献金、游说支出、“旋转门”机制、资助智库，以及安排行业背景人士进入政府咨询与政策制定机构，构成了一套成熟而隐蔽的利益网络。

军工产业的主要影响力工具：

·数百万美元的竞选捐款，特别是捐给在制定五角大楼预算中发挥作用的国会议员。

·广泛的游说。截至2024年，国会山有950名活跃的军工产业说客——几乎是535名国会议员的两倍。

·军工、国会和武器部门之间人员频繁“旋转门式”流动。一种新现象是：五角大楼官员离职后在投资新兴军事科技的风险投资公司工作。

·军工科技行业的倡导者被安插在政府内部的权力职位。

·由武器公司资助的智库，旨在倡导有利于武器公司的政策。

·与军工产业有联系的个人在政府委员会或顾问小组中参与政策制定。

·军工产业说客和倡导者推动为特定的武器系统争取资金——并总体上争取更高的五角大楼开支。

军火商的政治献金主要流向国会议员，尤其偏向那些掌握军费话语权的现任议员，如众议院与参议院的武装服务委员会及国防拨款小组。2024年，军工产业雇佣的游说人员已达950人，比2020年增加220人。这一增长意在帮助行业适应战略重心从“反恐”转向“大国竞争”，并应对人工智能、无人系统等新兴技术对传统武器系统构成的挑战。

政府高官对军火公司态度宽容，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离任后能轻松获得这些公司的高薪职位。而对于新兴军工科技行业，旋转门机制已有新变体——越来越多的前军方高层和五角大楼官员进入投资初创军工公司的风投与私募基金圈子。《纽约时报》调查显示，2019至2023年，至少有50名前五角大楼官员跳槽至涉军风投公司，利用在华盛顿建立的人脉，为下一代武器项目开路。

“加入风险投资公司的前五角大楼官员和军官……正试图利用他们在华盛顿的关系，从销售新一代武器的潜力中获利。他们代表着一条新的途径，打破了国防部和军事承包行业之间始终存在的‘旋转门’。”

前五角大楼采购主管Ellen Lord曾直言，相比传统军火公司，军工风投这条路径不仅“更有风头”，还能“赚得更多”。例如，前国防部长Mark T. Esper卸任后加入了一家投资军事初创企业的风险投资公司Red Cell。

智库资助是军工影响力的另一重要渠道。部分接受军火企业资助的智库，公开鼓吹有利于这些企业营收的政策立场。军火商究竟是因为这些智库本就立场相合而资助，还是资助影响了智库研究方向，难以界定。但对于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这类企业来说，这类投资收益颇丰。

根据2025年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数据，2019至2023年，美国排名前100的军工承包商向前50大智库捐赠总额达3470万美元。捐赠最多的包括诺斯罗普·格鲁曼（560万美元）与洛克希德·马丁（260万）。获得资助最多的智库是大西洋理事会（1,020万美元）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660万）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410万）。

军火商还通过参与政府咨询小组，影响国防战略方向。这种影响虽不显山露水，但威力不容小觑。2023年10月，国会“战略态势委员会”（Congressional Strategic Posture Commission）发布报告，提出大幅扩张核武库的情景设想，远超五角大楼原本为期30年、耗资2万亿美元的核计划。而该委员会多数成员与军工企业存在直接利益关联，其联席主席Jon Kyl曾是诺斯罗普·格鲁曼的说客——这家公司正是新一代洲际导弹与核轰炸机的主要承包商。

另一由国会授权、负责审议国防战略的委员会，也建议将五角大楼预算长期每年“实质增长3%至5%”。该委员会同样由军工背景人士主导，其建议已被国会鹰派采纳，并在近年来的军费增长中被一一落实。军火业的影响力，已深度嵌入美国国防预算的制定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