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煽动“热内战”很难在美国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建立群众基础。美国人民生活整体安定，发起内战意味着社会环境激烈动荡，原有利益格局发生重大洗牌，美国将付出高昂的战争成本。

正如美国历史影视导演亚历克斯·扎克热夫斯基（Alex Zakrzewski）指出，如今美国政治中的任何问题，无论多么根深蒂固，都不可能像1860年代美国南方试图捍卫奴隶制那样具有煽动性，让美国人民愿意为之战斗流血。兰德公司总裁高级顾问布莱恩·詹金斯（Brian M. Jenkins）也称，回顾美国内战前后一连串的武装叛乱、暴乱、罢工攻击和对原住民、移民和少数民族的屠杀，这些历史记录似乎表明美国对暴力有很高的容忍度，且不会分裂。

美国佐格比全国民调显示，近半数的美国人认为未来会有内战发生，但受访者的信念建立于理性基础之上，他们更深层次的心理是不希望美国民主走向衰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家丽莲娜·梅森（Liliana Maison）2017年至2021年6月收集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出于政治原因使用暴力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在美国人民可以选择诉诸民主制度解决分歧与冲突的前提下，他们不会选择诉诸暴力乃至战争。

从现实层面来看，美国爆发“热内战”暂时鲜有迹象，故部分美国人认为，关于内战的公共讨论更像是由主流媒体、民调机构及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有意设置的议题，以放大民众的愤怒，吸引更多群体的注意力。对此，美国作家及文化评论家李·西格尔（Lee Siegel）的观点较有概括性：认识论层面的危机与本体论层面的危机不是一回事，认为各种美国人生活在不同国度的观点是“舆论氛围”的产物。在美国当今世代，对“内战”的援引，与其说是一种预测或警示，倒不如说这是一种蛊惑人心的策略，即以争取团结的名义实行分裂。

政治评论家芬坦·奥图（Fintan O’Toole）也说，尽管美国的政府制度的确难以通过和平方式改变，但承认美国以暴力方式解体的真实可能性和将这种可能性描述为不可回避是两码事。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研究员穆萨·加尔比（Musa al-Gharbi）称，关乎数千万美国人的内战问题并不真实，它是政治化的民调设计和调查反应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叠加了那些致力于将另一半选民描述为邪恶、无知、愚蠢、疯狂、危险的专家学者的过度解释。

而评估“美国内战论”的未来，则应该从“热内战”与“冷内战”两个维度入手。虽然“热内战”一般需建立于某种“冷内战”基础之上，但“热内战”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军事战争，体现国家彻底的分崩离析、现行体系制度的完全瓦解重塑，而“冷内战”更多体现着政治、社会、文化等的分化、极化所带来的不稳定与动荡。在冷、热两个维度上，我们可进一步通过两个问题做出更加细致、理性的评估：当下将美国推向冷/热“内战”的因素是否曾在其历史中出现过，又是否曾导致真的“内战”？若出现过，这些因素在当下的美国又有何特别之处，又是否更加严重？

美国沸沸扬扬的内战论植根于自身的多重裂痕，包括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两党裂痕、城乡经济成果分配不均的裂痕、美国人不同年龄群体的代际裂痕，以及最严重的、由种族问题引发的社会裂痕。美国党际、城乡、代际、州际、种族等维度的分歧与决裂在其历史上经常出现，还曾以更加极端、血腥的方式呈现，除南北战争外还未曾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内战”，当下美国内部的动荡因素虽然展现出新的特征，但还未发生质变。从上述论述可知，“热内战”中短期内在美国几乎没有爆发的可能性，而“冷内战”将作为美国社会政治文化基本状态继续存在，并波浪式起伏演进。

我们可通过对二战后美国历史中的三组事件进行简要回顾，把当下对美国“内战论”的讨论放置于美国国家历史之中，借古鉴今地探讨美国“内战论”的未来。

一是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判决后引发的部分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分歧与冲突。最高法此项判决认为白人、黑人学生不得在同一所学校就读的种族隔离政策违反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各州必须中止此类政策，推行在学校的种族融合。美国各地，尤其是南部各州，受长期种族隔离及种族歧视因素影响，对最高法判决产生不满，并直接反对抗争。

例如1956年3月，101位美国国会议员针对最高法判决，发表《南方宣言》（Southern Manifesto），反对种族融合政策，并支持、鼓励各州进行抵抗。1957年9月，阿肯色州小石城中心中学准备首次接收9位黑人学生，但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布斯（Orval Faubus）坚决反对执行最高法判决与联邦政府政策，命令阿肯色州国民警卫队持枪包围学校，阻止黑人学生进入学校就读。反对种族融合的白人种族至上示威者还来到学校恐吓黑人学生，受到州长纵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接管州国民警卫队，并派遣美国第101空降师，出兵干预“小石城危机”，跨越州长权力以保证黑人学生安全入学。

1963年，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Corley Wallace Jr.）反对联邦政府政策，亲自阻止两名黑人学生进入阿拉巴马大学入学，白人至上组织“三K党”成员同时在周边地区示威。肯尼迪总统随后下令接管阿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迫使州长放弃自己的计划，保证黑人学生顺利入学。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的反种族隔离与民权运动中，此类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联邦政府与民间团体之间针锋相对的事件不在少数，流血冲突、大规模暴乱也时有出现，仅1964—1969年几年间，全美超百余个城市都发生过各种规模骚乱，近160次，导致上百人死亡，超两万人被捕。

二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学生引发的校园冲突。60年代后期，因为不满美国对越战争的发起与升级，美国各地反战抗争愈演愈烈，与当时空前活跃的学生运动、民权运动相互交织。1968年4月，反战、反种族隔离的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起抗议，占领了校园中的5栋楼宇，并将哥伦比亚学院院长短暂地扣为人质。最终1000名警察进入校园，逮捕700余人，导致近150人受伤，但学生抗议中对学校提出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与教务长也被迫辞职。此类事件在当时的美国大学校园中并不少见。

1969年，哈佛大学学生占领了学校的主楼，遭到逮捕，进而引发了学生持续8天的罢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布朗大学、马赛诸塞大学等等，学校停课、学生占领教学楼等事件频频发生。1970年5月4日，肯特州立大学学生示威游行，反对总统尼克松轰炸柬埔寨的举动，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向示威人群开枪，致4人死亡，9人受伤。“肯特州立大学枪击案”事发后，全美450余万大学生罢课，上百所学校关闭，学生进行非暴力及暴力示威表示抗议。

三是1992年的洛杉矶暴动。洛杉矶警察殴打非裔美国人罗德尼·金（Rodney Glen King）一案所引发的一系列暴动，族裔之间发生暴力流血冲突，在几天时间内造成63人死亡，超2千余人受伤，近5千家店铺遭到严重破坏，纵火、谋杀、抢劫波及洛杉矶中南部，直接财产损失10亿美元左右，上万人被逮捕。万余名国民警卫队、美国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士兵强行介入后事态才开始平息。

在上述三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从非暴力的“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运动到出现伤亡、打砸的城市骚乱、暴动，从学生抗议到种族纠纷，各类不稳定的政治、社会、文化事件在美国历史上时有发生。我们当下所观察到的美国近年种种“内战论”相关社会事件，虽有新的形态演进，但也似乎并未超出固有范围，有些在烈度上还不及过往的分裂与动荡，所以依旧可以被视为美国现存传统、制度、规则框架之下大体可控的内部纷争。

以2024年1月得克萨斯州在边境地区出动州国民警卫队对抗联邦政府及最高法判决为例，一些舆论认为此事件代表美国“内战”一触即发，但反观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风波，事实上此次州政府试图动用国民警卫队以抵抗联邦政府政策、最高法院判决的事件并非美国历史中的个例。同时，联邦政府压倒州长接管州国民警卫队的事情虽然相对少见，但也不缺历史例证：二战后，联邦政府就曾经十余次“联邦化”、征调平常由各州负责的国民警卫队。事实上，联邦政府接管州国民警卫队有确切的法律依据，州长并无实权动用军队、民兵真正与联邦政府抗衡，远不足以构成“内战”威胁。更多是州长出于政治与公众舆论考量而调遣国民警卫队，成为真正的内战导火索缺少必要客观条件。因此属于现行制度、规则框架可应对的分歧。

自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以来，每当两党采取诸如罢免总统、大规模修改被认为是违宪的联邦法律等对立举措时，或发生重大社会变动时，美国国内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关于内战的讨论。对于“内战”的思索与追问已经深深地渗透进美国的文化土壤中。不同点在于，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产生的政治极化效应，与新媒体传播产生了叠加效应，使得对第二次内战的讨论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热潮。

但正如前文所述，即便“冷内战”已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既定状态，“热内战”在美国爆发的可能性暂时仍是比较低。“热内战”并不像某些政治学者所设想的那样，当美国部分政治、经济指标有所恶化就必然触发。从现实层面来看，“热内战”至少需要具备强大号召力和颠覆力的政治人物筹谋、动员。反观美国当今政坛，此类人物尚不突出，政客们偶有“内战”言论，也更像是威胁与叫嚣，国内的政治暴力行为依旧在现有传统、制度、规则框架下受到严格管控与抑制。

短期内，“热内战”缺少客观条件，但“冷内战”这种既定状态确实展现出新的特征。其一，美国政治极化、僵化更加严重，两党之间的相互仇视加深。民调数据显示，过去20年里，有非常明确政治倾向的美国人数量翻倍，同时认为对方党派威胁国家安康的美国人比例也在翻倍，意识形态分裂、僵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还有76%的美国人认为国内政治动荡相比外部因素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危险。其二，社交媒体时代带来的虚假信息、信息混乱及“信息茧房”效应越发严重，更多的信息来源渠道也让更多的美国人只选取自己认同的媒体平台，加剧政治极化。其三，民众对选举等政治制度公平性信心减弱，民调数据显示，57%的美国白人认为2020年总统大选中出现舞弊，只有20%的美国人对选举制度“非常有信心”，56%的美国人不认为选举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在这些新特征之下，“冷内战”和保守派与进步派之间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交织融合。

在考虑“冷内战”可能继续撕裂美国的同时，我们也要思考“冷内战”可能带来的隐性影响。一些历史事件表明，长久持续的“冷内战”或已成为美国建立于公民社会传统之上的内部纠错机制中重要一环。一方面讲，在更优治理制度缺失的背景下，种族隔离、越南战争等不正义的历史选择正是在“冷内战”的舆论震荡出清，得以自我修正。另一方面看，在可预见未来都将持续的“冷内战”可能将美国引入软实力持续衰落的漩涡中无力自拔。对于中国研究界而言，美国最新舆情变化是非常值得长期追踪的重要话题，对中美战略博弈也至关重要。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