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战论”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与社会心理根源。当立场各异的美国人谈论“内战”时，他们不完全是就事论事，更多地是假借“内战”之名，宣泄对国家结构性矛盾和制度性缺陷的深层焦虑乃至恐惧。

当地时间2021年1月6日，美国华盛顿，示威者进入美国国会区域，并攻破了国会大厦。澎湃影像

第一，这种焦虑与恐惧是对特朗普或特朗普式右翼威权民粹主义领导人重新影响政治的忧虑。在“1·6”冲击国会事件一周年之际，部分政治观察家越发担忧2024年总统选举将成为引爆“第二次内战”的导火索，尤其是在特朗普式人物再度落选，且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的情境下。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称，美国未来3—4年或将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联邦权力崩溃，国家分裂为红、蓝州飞地。这皆因特朗普将成为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和他的党内盟友正在积极筹备一切必要手段以确保选举胜利，包括应对潜在“选举欺诈”行为的指控及全国性运动。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菲奥娜·希尔（Fiona Hill）进一步指出，即使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合法获胜，也可能引发公开内战，因为他的胜选将建立在拒绝承认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基础之上。

多名退役高级军官表示，特朗普式人物若再度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军队内部或将出现致命混乱；如无赖的军事单位再次选择效忠失败的总统候选人，引发内战也不足为怪。其中一位将军后续接受CNN采访时指出，特朗普在军队中的支持者是源自美国内部的威胁，因为他们效忠于像特朗普那样的邪教人物，认为总统是类似国王的存在。他建议应对军队中的这类人进行甄别，然后让他们脱离军队系统。

此类“内战”言论针对性较强，带有鲜明的反特朗普主义色彩。这或许肇因于公然暗示乃至鼓吹美国内部冲突的政治人物，多为希望保住特朗普选民基础的共和党人，选民层面则多为特朗普的支持者或拜登的反对者。据MSNBC记者报道，特朗普支持者在几次集会中对内战的呼吁成为普遍现象。拜登执政以后，出台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规定，促使部分特朗普支持者挂黑白式国旗以示反对，美国许多政治评论家视此为政治暴力和内战的明确标志。

第二，这种焦虑与恐惧是对美国种族结构变动及其可能引致的社会动荡的担忧。进步派观点认为，白人至上主义及白人衰落现状是美国“冷内战”主因。《纽约时报》记者认为，美国正处于另一场内战的边缘，这场新的“内战”不像传统“热内战”一样在战场上举行，而是在法庭、州议会和投票箱中进行；它的目的不仅是征服黑人，而且是要征服所有挑战白人种族主义父权制的人，包括移民、穆斯林、犹太人、性少数群体（LGBTQ）还有女性，尤其是自由派妇女。全国黑人联盟创始人、政治评论家基思·博伊金指出，特朗普发起竞选活动的2015年是真正威胁到美国种族公共话语的时间节点。当时美国人口普查局宣布，至2044年，美国的白人将不再占据人口的大多数。

对白人地位丧失的恐惧是特朗普主义活跃的首要因素，同时催生了美国的分裂文化与政治暴力。政治学家芭芭拉·沃尔特（Barbara F. Walter）对此谈道，引爆内战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主导群体地位降级，与固有观念不同，一个国家的内战并非由社会上最贫穷的、最受歧视的群体、移民及受虐待的人所发动，反倒是那些经历政治失败和地位逆转的群体最有可能主动发起冲突。沃尔特认为，近些年，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在收入、子女教育、就业水平和房屋所有权方面未能得到改善，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政客利用这个心怀不满的群体在种族问题上大做文章，从而获得政治权力，成为了所谓的“民族动员家”，为美国内战埋下了隐患。

然而，保守派观点恰好与此相反。在克莱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所长瑞安·威廉姆斯（Ryan Williams）眼中，多元文化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兴起才是将美国推入内战的主因，而非传统白人的基督教观念。他指称，当前美国进步主义的前沿是一种清醒的、自认秉持社会公义的反种族主义，这是对建国者意义上的有限政府的真正威胁。由于不同的种族群体倾向于推动差异化的政策结果，如要追求相对平等的政策结果，则需在一种新的、觉醒的极权主义环境中才能成功。威廉姆斯认为，这正是美国正在经历的路线。

第三，这种恐惧与焦虑是对美国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及不平衡的经济状况可能导致政治动荡的担心。此类型以桥水基金（Bridgewater）首席执行官瑞·达里奥（Ray Dalio）的言论最受瞩目。2021年，达里奥在《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的原则》一书中，预测美国未来十年爆发内战的可能性为30%。该书主要采纳了计量史学和比较史学等研究方法，从历史经验中推断出一个国家的巨额财政赤字、高税收和通货膨胀等财政负担，以及巨大的贫富差距与价值鸿沟将引致某种形式的控制权之争。2022年，达里奥保持对“内战”话题发声。他在LinkedIn上进一步提出：“当一些外国势力发展壮大到足以挑战正在经历内战酝酿过程的世界头号强国，就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时刻。”

除达里奥之外，社会学家杰克·戈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和定量历史学家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亦长期追踪政治不稳定问题。他们于2010年开展的一项研究即指称，由于工资停滞或下降、收入不平等、拥有高学历的年轻人过剩及公共债务爆炸性增长等经济因素，美国的政治不稳定状况将于2020年左右到达顶峰，内战的可能性随之累加。从2010年至今，这两名学者不断重申他们的模型预测，并坚持其结论得到了现实印证。尽管经济层面的负面迹象与政治不稳定现象的确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就是直接、确定的因果联系。这些林林总总的关于美国内战可能性的研究，反映的是作者的价值取向与主观认知。

电影《美国内战》剧照

“美国内战论”的未来

随着2024年总统大选日益临近，“内战”一词预计会反复地出现在美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公共视阈之内。美国政治学界，尤其是冲突领域的研究者基本有一个共识，即美国当前爆发“热内战”的可能性极其低，这也是他们驳斥“内战”言论的主要依据。《哈佛大学公报》指出：据美国学术定义，内战是指一个国家内部两个（或多个）有组织的武装团体之间的暴力冲突。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人被有计划的武装暴力冲突直接杀害，才可被称作一场“内战”。致死人数的门槛通常被设为1000，武装军队或警察屠杀平民的情形不纳入统计。基于此类前提，美国政治学者普遍认为，美国当前形势及国内矛盾的激化程度，远不足以触发一场“新内战”，理由大体如下：

一是美国目前暴力事件致死数量远未达到内战的临界点，政治光谱两极的多数派均主张非暴力。哈佛大学内战政治学者杰伊·乌尔费尔德（Jay Ulfelder）点明，美国暴力事件死亡人数与内战相去甚远。即便是2021年年初的国会山骚乱事件，总死亡人数也仅有5人。暴乱事件的严重程度除非大幅升级才可能引发真正的内战。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奥尔·科伦（Ore Koren）指出，近年来，纵观全球各国，超过“内战”致死人数门槛的各国冲突多发生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等政治功能严重失调且经济上贫穷落后的国家，它们有长期的宗教或种族冲突的历史。科伦暗示，美国的国内环境不可能与这些非民主、欠发达国家相提并论。

二是现今美国为内部暴力而组织的力量大多是私人性质，鲜有公共实体。布鲁金斯学会刊文指出，这些暴力组织没有得到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赞助，也不具备政府机构的权力，所以对更广泛的公众缺乏号召力。美国1860年代分裂危机时，南方各州有警察部队、军事组织和国家支持的民兵，这与美国今日之情形都有本质区别。企图引发“第二次内战”的事件并非全然未曾发生，但这些零星事件很难掀起波澜。2020年末，10余名号称“金刚狼守望者”组织成员密谋绑架密歇根州州长，试图引爆“导致社会崩溃”的内战，结果是这些人员以被逮捕告终。

三是眼下美国没有出现类似于19世纪南北分裂那种明确的区域化分裂迹象。马里兰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法专家马克·格雷伯（Mark Graber）独立成功是否会引发内战？他的结论是，今日之美国与1860年截然不同，今日美国的鸿沟在于城乡对立，而1860年美国的鸿沟是南北对立以及自由州与奴隶州的对立。换言之，今日美国的分裂既存在于各州内部，也存在于各州之间，故远未形成支撑内战的地理割据态势。就军事行动而言，如果缺乏具有独特性或连成一片的地理区块作为根据地，那么地区之间相互对峙、组织供应链和动员民众的能力都会大受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