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探讨：这两个故事真实么？

关于故事一，其实中外学界都已经有了一些质疑之声。根据一些学者更为细致地考证，哈格里夫斯等诸多发明家的发明，似乎与专利制度并没有太大关联。很多发明者从事发明活动时对专利制度并不了解，一些发明家是在发明多年后才去申请专利的（如哈格里夫斯）；而有些发明者明确选择了不用专利而是采用传统的保密方式保有其技术。

并且，更为糟糕的是，十九世纪时，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西欧国家曾经出现过要求废除专利制度的热潮，荷兰等国还一度长时间废除了专利制度。这显然对故事一的讲述者相当不利，专利作为知识产权的核心，一种对工业革命以及英国崛起这么重要的制度，西语世界中居然有不少人想主动废除之？

其实，如果我们真正地进一步去了解专利等知识产权制度的运作机理，就不难理解为何当初西语世界会出现这种废除专利的诉求了。

很多对于专利制度不太了解的人，会误以为发明人申请专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技术的使用权，但这种理解大错特错。从古到今，没有任何国家的法律规定过技术发明人只有申请了专利才能使用自己的技术。专利的核心功能在于把相关技术作为权利赋予某个私人（也即知识的权利化），使该权利人能够“垄断”相关技术，也即禁止他人未经其许可而实施“他的”技术。

这种制度架构下，一个人能否运用自己发明的技术与是否申请专利无关，却与该发明是否落入别人专利的范围有关；哪怕完全是自己独立的发明，如果落入别人的专利范围了，自己依然无法再行获得专利权，也无法运用，因为这项技术已经是别人的“权利”了。因此，后续的发明者，即便发明了更为优秀的技术，也可能因为别人的在先专利权而无法把自己的技术付诸实施。现实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例如相关研究揭示，正是由于瓦特对于蒸汽机的专利权一再延长，而使得基于蒸汽机的一些后续发明（如火车）付诸实施晚了很多年。

故事一的部分讲述者，显然并不太明白专利的这一核心运作机理；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里虽然给予了专利制度很高的评价，然而他并未举出任何一个专利促进了技术进步的实例；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他举了天文钟的例子来说明制度对于技术进步的重要性，而天文钟的发明恰恰是基于典型的科技奖励――一种与专利相径庭的制度，这种制度通常只是给予发明人一定的奖励，而不是让发明人把自己的技术方案本身“私人权利化”。

事实上，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取得大量的科技进步（诸如两弹一星、青蒿素等等）的背景就是这种科技奖励；那个时代，中国并没有把知识技术作为一种权利赋予发明者私人，然而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技术进步。

当然，这种质疑某种意义上只能是有限度的置疑：毕竟，如果说要证明知识产权制度对于促进技术进步以致引发工业革命，论据并不充分；那么，要证明这二者无关联也是非常困难的。在一个普遍联系的世界里，论证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的两件事有无关联都需有更多的经验证据与理论说明。因此，本文就第一个故事，仅能提出一个弱命题：那种认为知识的产权化从而促进了技术进步并进而导致了英国崛起的观点，在证据上是非常不充分的。

现在来看第二个故事。由于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意味着把知识“产权化”，因此，很多学者预设了对于私有财产权利进行保护是知识产权制度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关于这一点，笔者并无疑义。然而，并不能由英国最早出现了知识产权制度而反推英国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是强于同时代的中国或者其他法域的，并进而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产生知识产权是由于英国对于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强于中国或者其他法域。

中国部分法学家有时会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宣言当成真实的中国土地法律制度，然而，根据更为严谨的学术考证，中国古代最晚从宋代起，土地就大规模由私人持有和自由买卖了。而且，根据黄宗智等学者的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土地产权以及交易，也多是能得到法律保护的，只是这里的法律主要是习惯法而非国家实定法；国家对于私人财产权的纠纷处理多局限于基层州县政府。相比之下，英国倒是从诺曼征服之后明确了全国土地由英王所有，土地持有人仅有“保有权”，因此英国法律实践中始终未能演化出类似于大陆法系中的“所有权”之类的绝对产权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