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一个问题是，都铎晚期的知识产权实践以及1624年的《垄断法令》，与工业革命的出现以及英国的真正成为世界工厂，之间毕竟有着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间隔。

对于这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段，在不同观察者眼中意义显然是不一样的：对于某些知识产权故事的讲述者而言，这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差或许不过是一个制度出现到产生相应成果所经历的一个正常的过程，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并不值得深究或者并不影响专利制度与导致工业革命的发明创造之间的因果关联。上述知识产权故事的讲述者能够找到一个有利的事实支撑：工业革命中的几位重要发明人，哈格里夫斯、瓦特、卡特莱特，先后就其发明申请并获得了专利。

由于这些经验事实的存在，以及诺斯等学者制度经济学的学理佐证（这一学科更多预设了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某种类似于函数的因果关联），一个关于知识产权的故事得以顺利讲述：曾经的世界第一强国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原因之一是因为其先于其他国家有了知识产权制度，将技术知识权利化。在知识产权制度的激励下，英国技术创新得以不断进行，因而促使了经济及综合国力的发展，并在十八十九世纪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

这一故事如此美妙，以至于中国知识界在引进了知识产权这一灵丹妙药之后，在发出要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声音、批评政府、企业及国民对于知识产权重视及保护不够时尤为理直气壮。

二、故事二：知识产权为何最早产生于英国

不论我们是否同意第一个故事：知识产权在英国成功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下文笔者将对这一故事进行有限度的质疑），下一个问题无疑会引发中国学人更为浓厚的学术兴趣：为何这么好的知识产权制度，单单产生于英国，却没有在古代中国产生？结合到对李约瑟难题等问题的反思，这一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事实上，要回答为何相对完备的知识产权制度为何最早产生于英国（如果我们忽略专利制度的雏形――威尼斯等城邦国家的相关实践的话），是非常更困难的，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对大量中英两国古代近代经验事实相对详尽、准确的认知，同时还涉及到对于更为广泛范围内的人类经验事实的必要了解：毕竟，最初产生相对完备的知识产权是并且仅仅是英国，仅仅回答中英两国的不同或许是不够的，因为很多英国有而中国缺乏的文化制度因素，同样存在于其他法域，为什么在这些法域并没有像英国那样催生出相对完备的、民族国家范围内原生的知识产权制度？

尽管真实的问题如此复杂，然而中外诸多故事讲述者仍旧将这个问题简化了，他们更试图陈述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没有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文化土壤。

著名西语世界的中国法律研究专家安守廉在他的《窃书为雅罪》一书中虽然谈到了宋代中国国家有类似禁止非法复制的禁令，但断言这种禁令仅仅是为了维护皇权，而不是使作者具有对抗国家意义上的“财产权利”，因而算不得知识产权。为了支撑其论述，安教授进一步深入中国的政治文化，他一方面强调了中国古代法律的重点是政治的秩序与稳定（与维护皇权有关），而不是所有权和私益；另一方面甚至强调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重视、容忍模仿，因而不太可能有禁止模仿的知识产权。

安教授的学说在中国影响颇大。虽然有学者对其具体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仅仅将中国无法产生版权制度归因于“帝国控制思想传播的努力”，其解释力度是不够的；但这些学者基本承袭了一个观点：中国古代帝制的特征使得中国不太可能产生知识产权之类的制度。这些学者试图将古代的中国讲述为一个强势皇权集权压制、忽视私人权利的社会。“在国家政治利益的强势支配下”，“宋代来自于民间的版权观念与利益主张无法向版权法转化，私人的版权主张不得不听令于国家的政治利益。”

而相比之下，“英国中世纪后期，多元权力（英国中世纪后期存在王室、宗教团体、议会、大贵族、商人团体等多元权力）为赢得对社会的控制而展开相互竞争。”因而顺利地产生了知识产权。有学者进一步将这种十七世纪产生知识产权的英国社会结构展示为：“王权－诸候－市民”的三角结构。认为正是这种多元政治结构对王权的限制，使得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权得以在英国产生。

于是，基于中国古代和英国十七世纪的对比，一个故事得到讲述：中国古代的集权统治漠视私人产权，因而产生不了将知识产权化的知识产权；英国古代因为政治权力结构的多元化，私权受到了重视，或者至少没有受到像中国那样的压抑，所以使得知识产权（在今天主流学界被视为私权）制度得以顺利产生。

这一故事明显在中国主流法学界是受欢迎的。近些年来，权利本位的法哲学、保护私人权利、限制政府滥用公权力的种种法学努力，都可以与上述知识产权故事的讲述相得益彰。

在诸多法学叙事者的眼中，中国，从古代到现代，似乎都是皇权过于强大、国民的权利（尤其是财产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的；西方，或者至少英国，从《大宪章》时代起直到现代，王权都是受到诸多限制的，国民的财产权都是受到比较有效的保护的。并且认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与对公共权利的限制，构成了西方在19世纪战胜中国，在20世纪对中国占压倒性优势的根本原因。中国如果想摆脱这种不利的局面，惟一正确的方法是加大对于私人财产权利的保护力度并同时加大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制。

这种叙事几乎构成了中国法学界甚至公共知识界一种不容质疑的“政治正确”。而回应到知识产权学界，则是对于知识产权原理层面“私权论”的理论构建，以及对于任何试图在知识产权叙事中掺杂入“公权”因素的猛烈批判。

然而，中国知识产权界与法学界是否能够宽容一种微弱的质疑声：上面那两个广为流传的关于知识产权的故事真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