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一位英国观察家在1811年明确指出的那样：“在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种植烟草已经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原来从事这项工作的黑奴被送到了南方各州，使那里的美洲棉花种植者得到了更多的人手，能够更加活跃地开展业务。”事实上，到1830年，全美国足有100万人种植棉花，即每13人中就有1人，其中大多数是奴隶。

因此，棉花生产的扩大使奴隶制重新活跃起来，导致奴隶劳动力从美国南方的北部地区向南部地区转移。仅仅在轧花机发明后的30年（1790年至1820年）内，就有25万名奴隶被强制转移，而在1783年至1808年禁止国际奴隶贸易期间，贸易商大约进口了17万名奴隶到美国，这是1619年以来进口到北美的所有奴隶的三分之一。总而言之，美国国内的奴隶贸易将约100万奴隶强制迁徙到了美国深南部（Deep South），大部分都去种植棉花。

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美国棉花都是由大型种植园的奴隶种植的。南方农村的小农户也生产棉花，因为它能很快赚到现金，而且种植棉花不像种植甘蔗或大米那样需要大量资本。然而，尽管他们做出了努力，总的来说，他们的产出也只占总产量的一小部分。正如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那样，小农户在种植适销对路的商品之前，往往会把重点放在维持生计的作物上。

事实上，1860年在南方采摘的所有棉花中有85%是在大于一百英亩的农场上种植的；拥有这些农场的种植者拥有所有奴隶的91.2%。农场面积越大，种植者就越能利用奴隶制棉花生产中固有的规模经济效应。较大的农场负担得起去除种子的轧花机、用来把松散的棉花压成捆以降低运输成本的压平机，他们可以从事农业实验，从清除的土壤中获得更多的营养物质，并且可以购买更多的奴隶以避免遇到劳动力制约。棉花生产需要不断地寻求劳动力，持久地争夺控制权。奴隶贩子、奴隶栅栏、奴隶拍卖，以及用来控制数以百万计的奴隶的身体和心理上的暴力行为，对于美国的棉花生产扩大和英国的工业革命至关重要。

奴隶们比其他人都更理解棉花产业成功的暴力基础。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会以生动的细节做证。1854年，逃亡的奴隶约翰·布朗（John Brown）想起他是怎么“被牛皮鞭……打的”，以及监工如何“搜捕‘逃亡的黑奴’”。他记得，“当英国市场的［棉花］价格上涨时，可怜的奴隶立即感觉到了这一后果，因为他们的日子更加艰难，鞭子也不停地抽打着”。另一个奴隶亨利·比布（Henry Bibb）记得那可怕的暴力：“在监工的号角声中，所有的奴隶都集合起来目睹我受罚。我被剥掉衣服，被迫脸朝下趴在地上。地上揳了四根桩子，我的手和脚都绑在这些桩子上。然后监工就用鞭子抽打我。”

英国棉花制造业的扩张取决于大西洋彼岸的暴力。棉花、清空的土地和奴隶制紧密相连，利物浦棉花商人威廉·拉斯伯恩六世（William Rathbone VI）于1849年前往美国时向他的父亲报告说：“黑人和这里的一切都随着棉花的价格波动而波动。”奴隶劳动如此至关重要，以至于《利物浦纪事报》（LiverpoolChronicle）和《欧洲时报》（EuropeanTimes）都曾警告说，如果要解放奴隶，棉布价格可能会增加一倍或两倍，给英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虽然野蛮胁迫对数百万美国奴隶来说像是一场噩梦，但是这种暴力结束的可能性对那些在棉花帝国中收获巨大利润的人来说同样是一场噩梦。

为了使这种噩梦不会成真，美国的种植者们也利用了第三个把他们变成世界领先的棉花种植者的优势：政治力量。南方的奴隶主已经以五分之三条款*的形式，将其权力基础写入了宪法。一系列支持蓄奴的总统、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国会两院强有力的代表，都保证了对奴隶制看似无止境的政治支持。奴隶主之所以能在联邦级别拥有这样的权力，是因为在蓄奴州内没有与之竞争的精英阶层，奴隶主在州政府享有巨大的权力。最后，这些州政府还修建了越来越深入内陆的铁路，使得北美的棉花种植者进一步发挥了种植园靠近通航河流的交通优势。

相比之下，巴西的棉农却要与该国强大的蔗糖种植者的利益相抗衡，无法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来促进棉花出口。通过骡子或马来长途运输棉花的费用仍然昂贵，例如，从圣弗朗西斯科河地区运输到萨尔瓦多港的棉花，价格几乎翻了一番。在印度，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同样很差（据说在印度，棉花运输到港口后价格增加了约50%，但在美国只增加了3%），因为印度的棉花商和种植者缺乏资金和力量推动交通条件的快速改善。奴隶主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影响力也是决定性的，因为它允许他们把奴隶制度扩展到新获得的南方和西南地区土地上，同时成功地使联邦政府实行剥削美洲土著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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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攫取的土地、奴隶劳动，以及给予了奴隶主对劳动力极大处置权的国家统治，这三者的特殊结合给那些拥抱它的人带来了极其丰厚的利润：早在1807年，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棉花种植园据说返还了22.5%的投资。成千上万的种植者与棉花边疆一起移动以获取这样的利润。

棉花的利润率也表现在奴隶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上：新奥尔良一个年轻的成年男性奴隶的价格在1800年时大约为500美元，但在美国内战之前却高达1800美元。我们不妨看看佐治亚州的年轻种植园主约瑟夫·克莱（Joseph Clay）的故事。他于1782年买下了佐治亚州查塔姆县的皇家谷，这是一个稻米种植园。他在土地上种植稻米，一直种到1793年。那一年，他听到了惠特尼的轧花机的消息，于是借了3.2万美元的贷款，用这笔钱购买额外的奴隶，将部分田地改种棉花，又添置了一些轧花机。棉花生意非常赚钱，仅仅7年之后，他就偿还了债务，对庄园进行豪华装修，并购买了更多的奴隶和轧花机。当克莱于1804年去世时，他的遗产价值27.6万美元。

同样，南卡罗来纳州靛蓝种植者彼得·盖拉德（Peter Gaillard）因为棉花业的繁荣，财产得以复苏。1790年，由于英国市场的消失，盖拉德的靛蓝事业几乎崩溃，只能在种植园里种植供家人糊口的粮食。正如他的一位朋友所提及的那样：“在引入棉花作为市场作物之前的灾难性的十年里，他和其他人一样，陷入了债务和痛苦之中。”然而在1796年，他开始种植棉花——“一个辉煌的前景展现在这些沮丧的种植园主面前”——这种作物的利润丰厚，4年后，他偿还了所有的债务，并于1803年在自己的地产上建造了一座新的庄园。强迫劳动意味着获利迅速，到1824年，他已经拥有500名奴隶。

南卡罗来纳州的韦德·汉普顿一世（WadeHamptonI）也有同样的经历。据说他在1799年的第一次棉花收成中获得了7.5万美元的利润，到1810年，每年他从棉花种植园获利15万美元。他的儿子后来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利用部分利润搬迁到了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未来的棉花种植者丹尼尔·乔丹（DanielW.Jordan）在调查密西西比州种植棉花的机会时看到“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在这里我可以赚钱……在这个州，五年内我可以赚到任何人所能想到的钱”。

到了1802年，得益于他们的财富，以及他们借助奴隶劳动从土地上榨取越来越多的棉花的能力，美国的棉花种植者主宰了英国市场。到了19世纪30年代，他们还占领了新兴的欧洲大陆和北美市场。因此，早期的生产者，特别是西印度群岛的生产者遭受了损失。1812年，一位匿名信作者观察到：“竞争如果完全自由而不受限制，那么殖民者（在西印度群岛）就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同样的价格可以让美国种植者获得丰厚的利润，却不足以支付殖民者的耕种费用。”其他潜在的竞争者，如印度的农民，种植棉花的土地面积与1850年北美的棉花种植面积相当，但是他们在世界市场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

这场棉花繁荣剧烈地改变了北美农村的大片土地，使美国在棉花帝国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财政部估计，1791年在巴西投资棉花生产的资本仍比美国高10倍以上。到1801年，仅仅10年之后，美国棉花行业的资本投入就比巴西多了60%。棉花给奴隶和土地注入了前所未有的价值，其程度甚于在加勒比地区和巴西，并向奴隶主承诺了获得利润和权力的巨大机会。到1820年，棉花占美国出口总额的32%，而在1796年只有2.2%。事实上，1815年到1860年间，美国出口的商品一半以上都是棉花。棉花如此主导美国经济，以至于棉花生产统计“成为评估美国经济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单位”。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上升是建立在棉花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奴隶制的脊背上的。

本文摘自《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斯文·贝克特著，后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