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莫迪上台之际，多集电视连续剧蓬勃兴起，现实主义叙事模式愈发流行，观众观影习惯也随之发生转变。

近年的一批早期文化宣传影视作品，诸如《凯萨里》（Kesari）、《军人没有假期》（Holiday: A Soldier Is Never Off Duty）、《战争诗篇》（Verse of War）、《普杰：印度的骄傲》（Bhuj: The Pride of India）、《乌里：外科手术式打击》（Uri: The Surgical Strike）、《心甘情愿》（Raazi）等，均逆潮流而动，只为某一特定意识形态与个人站台。

彼时，莫迪执政下的印度一心要跻身强国之林，可现实是，边境局势愈发危急：印军士兵无法再进入许多边境巡逻点；在向来安宁的印控查谟地区，印军频繁遭遇伏击；曼尼普尔邦骚乱长达一年有余；就连马尔代夫这样的小国，都能将印度军事人员驱逐出境。即便如此，相关电影与节目依旧用夸张手法，展现印度应对种种威胁的行动。

这种叙事如今服务于一个显而易见的政治目的：迎合并拓展那群热衷于有害偏执观念、激进民族主义与多数主义沙文主义的受众群体，尤其是把巴基斯坦、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三者捆绑起来，塑造为假想敌。

印度总理莫迪 资料图：新华社

早在莫迪执政之前，就已有这类趋势的先例，例如1998年由阿米尔·汗（Aamir Khan）主演的《义无反顾》（Sarfarosh）和1992年曼尼·拉特纳姆（Mani Ratnam）执导的电影《罗娅》（Roja）。过去十年的差别在于，印度执政党凭借其庞大的线上支持者群体、宣传媒体阵营，以及对国家宣传工具的掌控力，在宝莱坞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盟友。这类影片已然成为宣扬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想载体。

然而，这些电影的票房成绩参差不齐。像小成本电影《乌里：外科手术式打击》收获了观众喜爱，流媒体发行的《谢尔沙》（Shershaah）也是如此。但2024年的重磅影片——阿南德（Siddharth Anand）执导的《战士》，反响却很平淡。军事题材电影还将接连不断地推出，比如拉格万（Sriram Raghavan）执导的一部影片，讲述了凯塔尔帕尔少尉的故事，他在1971年战争中阵亡，死后被追授印度最高军事荣誉至勇勋章（Paramvir Chakra）。

士兵们对宝莱坞军事电影怨言最深之处，便是其缺乏真实性。而这一弊病，几乎是印地语电影刻画各类职业时的通病。无论是警察，还是政客，影片呈现出的形象皆如夸张漫画，虚无且失真，即便偶尔闪现几缕与现实的相似，也不过是稍纵即逝的偶然。

说到士兵形象，更是毫无真实感可言。他们要么被塑造成道德楷模，要么沦为毫无底线之人，过着满是陈词滥调的日子。甚至，还会被描绘成泄露国家机密的叛徒。要是前者，那必然是孤胆英雄，需单枪匹马击退敌寇，重拾祖国荣光；要是后者，便成了彻头彻尾的反派恶人。

在现实当中，士兵并非单枪匹马的正义孤勇者，他们更依赖团队协作，好似庞然机器里的一枚枚齿轮，融入体系不可或缺，整体协同发力，效能远超个体累加。一场军事行动若想成功，专业执行、周全规划、高标准训练演习、指令清晰明确且贯彻到底，缺一不可。个人的勇猛在专业欠缺面前，往往作用甚微，即便偶尔能起点作用，也不过是螳臂当车。在这一方面，美国迷你剧《兄弟连》（Band of Brothers）对这类现实的刻画，其他影视作品难以望其项背。

但在印度，塑造超凡英雄、打造令人尊崇的勇士，既是电影艺术创作的刚需，更是出于商业考量。宝莱坞一贯作风强硬，一次次与现实“叫板”，拍出的影片却总也拗不过票房的“脾气”。

全球范围内的战争片，往往能以强大的说服力，让人们正视战争的代价与后果。这也正是各类战争纪念活动、纪念建筑设立的初衷：铭刻战争的惨烈，发出“永不再蹈覆辙”的警示。

就此而言，《摩诃婆罗多》称得上是古往今来最震撼人心的反战叙事。达摩维尔·巴拉蒂（Dharmveer Bharati）创作的《黑暗时代》（Andha Yug），更是把战争中那些难以名状的残酷摆到对《摩诃婆罗多》解读的关键位置。只不过，大众普遍认为《摩诃婆罗多》是一部聚焦战争荣耀、传颂英雄传奇的史诗巨著，其中的《薄伽梵歌》还为战争、死亡、毁灭这类沉重议题，赋予了精神层面的合理性支撑。

当下，印度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公然宣扬“向非暴力宣战”这一信条。暴力行径无需任何托辞来开脱，哪怕有人遭受冤屈，或是迫于无奈自行执法、陷入混乱，都不在解释范畴。一部军事电影，就能塑造出一个现成的英雄，完美高尚的形象早已预设到位，影片随之成为对其英勇之举的颂歌，尽情展示男性英雄气魄的视觉盛宴。

同理，这类影片还会设定一个极易融入剧情的反派，作为既邪恶又强大的外部敌手。在军事题材影片里，伊斯兰恐惧症屡见不鲜，印度军队则被看作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精神的化身。影片里也有所谓的“好穆斯林”，前提是他们默默接受从属地位，还得心怀感恩。

不仅如此，宝莱坞战争片在审美方面更是一塌糊涂。法西斯艺术作品中，纳粹宣传家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向来以制作精良闻名遐迩；可莫迪执政下的印度电影，连宣传都做得极为粗陋。

真实的战争太过惨烈，宝莱坞根本无力呈现其真相，于是转而构建出一个更让人容易接受的虚幻版本。即便有些影片对逝去的年轻生命抱有同情，最终却还是把战争塑造成英雄主义的壮举，而非聚焦战争释放出的种种恐怖。

要是军事电影的观众被迫直面战争的残酷现实——时刻被死亡、伤残或毁容的阴影笼罩，那这几乎不可能成为激励下一代踊跃参军的动力。对大多数印度人而言，他们对军队现状与历史的认知，并非源于对士兵的如实刻画，而是来自宝莱坞电影所呈现的演绎版本。在好莱坞，像《壮志凌云》（Top Gun）这类影片被视作助力军队征兵的手段。印度不存在没人当兵的问题，即便竞争的只是一份为期四年的“烈火之路”（Agniveer）合同兵役，也已经有大批年轻人排着长队等待入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