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商船队中，许多不同国籍的海员都必须履行合约完成某几个特定航线，之后才能自由选择续约或休假。

来自中国的海员大多是专业出身，不管当时是否签约，他们都以为离职证或海员卡就像护照或签证一样，可以使自己长期留在利物浦。英国内政部的文件显示，截至1946年3月23日，有800名中国船员被遣返出境，其中231名甚至遭到了政府的搜索拘捕。到同年7月11日，被驱逐出境的中国海员数量已增至1362人。

查尔斯说，驱逐中国海员的做法得到了本地海员工会的认可，它不希望工会成员与境外廉价劳动力竞争。这也得到了当时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同意。

英国官方称，已经和英国女性结婚的中国海员无人被遣返（当时的法律状况复杂，英国政府不想背背负分裂家庭的骂名），但查尔斯·福利发现的证据表明这是谎话。记录显示至少有一名已婚并育有三个孩子的中国海员遭到搜捕并被强制驱逐出境。

那些被遣返的未婚父亲们，许多人甚至连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

伊冯娜，摄于1973年

伊冯娜回忆当年母亲讲述的故事：“爸爸总想着要改变世界，他在赫尔市那间小房子里召集了许多次会议。我猜他应该是工会成员，信仰社会主义。”

当年还发生了另一件事，现在看来颇为蹊跷。

“父亲有次出海时，我们在赫尔的房子遭到入室盗窃。母亲说尽管屋里有珠宝首饰和现金，但窃贼只带走了他的文件和印章，”她说道。

查尔斯·福利说：“我想他可能是工会骨干，因此成了当局重点‘照顾’的对象。”

不管他是先被拘捕再遭驱逐出境的，还是航程结束后被英国海关拒绝入境的，伊冯娜的父亲最终都可能没能回到上海。当时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中，许多被强制遣返的中国海员选择在新加坡或香港寻找工作，最后却发现自己被西方船务公司列入了黑名单。

1949年，上海的船务公司迁往香港。那里可能是伊冯娜父亲落脚的地方。

“我母亲提到过，她收到过两封他寄来的信，都是通过利物浦华人地下社团转交的，一封来自香港，一封来自台湾，”她说道。

母亲离世后，伊冯娜再也找不到那两封信了。也许它们能够解释历史的谜团，也许她父亲曾请求格蕾丝带着襁褓之中的女儿去上海或香港开启新生活。

伊冯娜和她丈夫在香港工作和生活时，还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查尔斯·福利1981年至1982年曾在香港理工大学担任讲师，后来又曾在香港贸发局工作。

“我们深爱着香港，在那里我第一次对自己的中国身份开始感兴趣，”伊冯娜解释道，此前她一直觉得自己和其他亲戚们不太一样。

1982年，伊冯娜和丈夫跟随旅游团访问了上海，对这座城市的一切充满了“浓厚的好奇心”。

2009年，伊冯娜再次访问上海

“我觉得自己本来可以在上海长大，”她说。但当年她没有努力去寻找生父，因为她当时觉得是他抛弃了自己和母亲，再去找他可能对不起自己的养父。伊冯娜还只有18个月的时候，母亲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并跟他一起将她抚养成人。

“我们去香港的时候，我父亲很可能还活着，我可能跟他擦肩而过，这事想起来就令人难过，”伊冯娜说道。

也许他们曾在繁忙的地铁站里，或是香港北角（当地上海移民聚居地）街头擦肩而过。可能现在还有某个香港人记得曾经的邻居是名坚定的工会骨干、二战期间在英国商船队当过轮机技师，与一个利物浦姑娘相爱，生下了女儿伊冯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