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中国人民大学美国问题专家金灿荣教授就说：“美国政治制度里面有君主制、寡头制、贵族共和、民主制。既不是最初意义上纯粹的民主，也不是完全的代议制民主，而是混合制。美国政治制度的成就在于此。”金教授还特别指出：“美国的媒体和学者很坏，只强调单一的代议制民主这一面，让其他国家学这个，鼓吹不管什么事，一投票就解决了 ”（《打铁还需自身硬——大危机时代和中国式突围》 ）。

和西方类似，中国也是混合制度，只不过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的不同，各有不同特色罢了。

中国有几千年的皇朝历史，对中国今天的制度自然有着不容否认的巨大影响。比如既有国家主席也有总理的设置，即国家元首与行政首脑两权分开。这和中国过去皇帝与宰相的传统密不可分。中华民国就是如此，到今天的中国台湾地区也仍然如此。其他类似的国家则有法国和俄罗斯。原因也和中国一样：长期的皇朝制度、国王与宰相的传统。

综合来看，如果以西方政治理论来表述，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包含多种成分。在村这一级已经实现直选。也就是说占中国近一半的农村可以直接选举自己的基层领导。另外县乡两级人大代表也是直选，涉及九亿百姓。之所以能够在基层实现直选民主，这又和中国历史上村级自治传统有关。过去的王朝，其实际管理能力大多也就到县这一级，再往下就由当地乡绅来管理。

此外，在政协的设计上。政协委员（不称代表）的产生是推荐而不是选举。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由各党派中央、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个界别等协商提出。地方的全国委员会委员，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协商推荐。这些委员多以社会的成功人士居多，知名度广，影响力大。但同时政协的职能为协商、监督和参政议政，并无实质性的操作层面的权力。

人才推荐这种方式早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代就已存在，即 “察举征辟制”。察举制是通过地方官的考察、推荐，将一些符合朝廷要求的人才推荐出来，供朝廷直接任用或经过一定形式的考核再加以任用。虽然从隋唐开始选拔人才主要是科举制，但推荐做为选拔人才的方式一直仍是重要存在。比如谁是谁的门生之论。曾国藩就因为是军机大臣穆章阿的门生而屡受关照，李鸿章则又因为投身于曾国藩门下而屡被推荐，后来的袁世凯也同样是得力于李鸿章的大力推荐。至于战争期间，一场仗打下来，主帅向朝廷上表奖励有功之士更是推荐之法。   

再看中共的领导体制，即政治局和常委的设计。当然按照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这被称为民主集中制。中共领导集体的产生有三个条件：一是长期的基层历练。这种历练主要是能力的检验和经验的培养。这个过程中，官员和民众的互动也是民众参与的一种形式。二是党内民主，即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投票。三是元老的智慧，即人才推荐。这显然本身就是多种形式的混合。

最后有必要再说一下法国。如果说英国是渐进、经验、保守的政治道路，法国则是激进政治主义的代表。所以今天的法国虽然也是混合政治体制，但法国是唯一一个民众可以直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西方国家，激进程度远超其他国家。

另一方面总统又享有不受制约的巨大权力：可以任命总理和内阁部长（以及省长、驻外使节、法官、大学校长等）、主持内阁会议、可以解散国会，外交、国防独专（包括高级将领任命权）、有赦免权。国会却实际上不能弹劾总统（过去规定除叛国罪外不能弹劾，后来又针对职务不当弹劾设置了极高的门槛）。

假如法案遇到强大反对，总理可以援引宪法49-3条款，不经国会投票，直接通过，然后总统签字成为法律——这在美国是无法想象的。自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49-3条款已被使用85次之多。当然，国民议会可以在24小时内提交不信任动议，若不信任动议随后通过，则相当于政府被推翻。此时，政府需辞职，法案也不会通过。只是历史上，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

法国是唯一一个民众可以直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西方国家，激进程度远超其他国家。

法国的省长一职需要特别解释一下，他是由总统任命代表中央政府的。地方的行政首长虽然是民选的，但没有动员警察的权力，这个权力是由省长掌控的。这也间接证明了总统权力之大。

所以法国传统上都自称第五共和宪法是“帝王色彩的宪法”。2014年10月21日，国会两院表决通过国会解除国家元首职务细则。反对的参议员阿莎西女士批评道 ：“总统是一种有期限的君主”，“免受一切民主监控”，“我们主张，除了与总统职务有关的行为，总统的行为应有刑事约束，因此我们不赞成这项法律草案”。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虽然从形式上看，东西方都是混合政治制度，但从本质上两者有着明显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