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体实操过程中，对于相关的业务，数据要达到怎样的精细程度，其实是有很多技术上的处理手段。不同的技术处理手段对应不同的商业成本，同时对应不同的治理理念。如果政府更加偏向于人民这一侧，那么它对于隐私保障会进行更多的关注，但是又不能只关注一方面。它还需要在正当的商业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正当需求之间找到均衡。这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都有很高的要求。

这两天的实践会让我们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网信部门通过网信办以及相关职能部门，正在努力构建一个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精准化有效管理体系。它提出的要求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同时和现代信息技术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的内生需求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

4日的通报指出一个问题，当我们在免费享受APP软件和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便捷时，其实所有用户都在做一项交易。第一，人们使用近似于免费的软件，这些软件的供应商企业不是做慈善的，它要获得自己正当的商业利益。因此，企业通过提供免费服务来交换用户的个人信息和数据，是一种惯例，也是支撑起今天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和数字经济的一条基本的游戏规则，它是不能一夜之间全部推翻的。

但另一条边界是，这轮信息技术革命形成的消费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革命，产生的企业商业行为体有种内生的冲动。它在提供服务的同时，能够在不触及法律边界的情况下获取尽可能详细的信息数据。然后它在后台对数据进行深度的定制和加工，使得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然而这种企业利益的最大化，通常使个人隐私遭遇到严重的入侵。

因此，网信部门和政府能发挥作用。作为裁判，它们要设定边界。这个边界能够保证一定的经济发展动能、国家安全水平、和保障个人隐私，形成既定的社会共识，并构建西方古典政治学理论里的数字时代的社会契约。简单来说，个人信息的采集和加工的正当边界，它是非常个性化的，它是跟行业跟用户个体，包括社会文化，乃至于国际环境密切相关的一个弹性化的边界。

在弹性化的边界当中，需要考虑几个问题。第一，个体能够接受的程度。第二，它所面临的风险。第三，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企业或者说社会需要为此支付的成本。对于不同国家的治理部门来说，它需要尝试和探索，做到精细化定位并不断完善。

毋庸讳言，中国互联网经历了一个早期的野蛮生长，到后来的精细化管理的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和它的商业化运用，最初是领先于治理能力和领先于社会认知的。大多数人明白，在技术的商业化运用在带来了巨大的便捷和创造出了海量的价值的同时，也带来对于隐私的损害。

而治理体系在后面不断追赶，当然这种追赶不是线性的。遇到一些重大的事件，它可能会出现一个跃迁。因为这些事件的冲击，会在相当大的范围里去挑战人们的认知，去帮助人们形成更加全面深刻准确的认识。再往前，它能催生一个更加完善的精细化治理体系。

目前来看，围绕这家企业的跨境数据流动问题，数据出境当中涉及的国家网络安全审查问题，以及APP对于个体用户隐私信息的过度搜集问题，中国网信的治理实践迎来了一个跃迁的契机。在跃迁的过程中，除了网信部门、相关的企业有各自的任务之外，作为普通个体，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形成一个更加均衡的、全面的、客观的认知。

新闻出来后，网上出现了许多担忧和讨论。这些担忧和讨论有其内生的合理性，但我们也应该理性地看待这一事件。这一事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的探索，至于这种可能性是否转化成现实，我们可以遵循所谓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此过程当中，需要避免一种常见的认知误区，避免成为“二极管”，在一个极端和另一个极端之间跃迁。要么就是认为它应该绝对地遵循技术市场的内生需求，要求最小化的监管，要么将它视作为洪水猛兽，甚至遵循早期捣毁机器运动的思路，对它进行过度监管。

如何消除这种认知误区，我们需要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下功夫。中国有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这样的优势。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教会我们如何实事求是地、客观地、辩证地去看待新事物，遵循向前发展的眼光，强调最终我们是为了实现更加安全、有序、可靠、健康的发展。在此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解决发展过程当中面临的新挑战，而不是去阻断发展，妖魔化某项技术，或者某些正常的商业活动。我们要以一种客观的、公正的、辩证的视角去看待它的优势和问题，然后解决其中最主要的缺陷，从而确保我们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发展。

对最后的政策出台，目前从实践来看，大家可以抱有充分的信心。保障人民的福祉，最大限度地为人民服务，是我国网信部门在推动相应监管落实过程当中已经确立起来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我们应该对网信部门保持坚定的信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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