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真相的丧失”

“由于媒体扭曲和宣传的影响，人们越来越难以辨别真相，这种情况随着人们日益两极分化、情绪化和政治动机的增强而加剧。”

“在第五阶段，冲突双方通常会与媒体合作，操纵民众情绪以争取支持并打击对手。换句话说，左翼媒体人士与左翼其他人士联手，右翼媒体人士也与右翼其他人士联手，参与到这场肮脏的斗争中。媒体像私刑者一样肆意妄为：人们经常在媒体上遭到攻击，被媒体审判并定罪，他们的生活在没有法官和陪审团的情况下被毁。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民粹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的惯用手法是控制媒体，并设立“宣传部长”来指导媒体。他们制作的媒体内容明确旨在煽动民众反对政府认定的“国家敌人”。民主运作的英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设立了“信息部”来传播政府宣传。如果主要报纸出版商按照政府的要求行事以赢得宣传战，就会得到政府的提拔；如果不合作，就会遭到诽谤和迫害。革命者也在各种出版物中歪曲事实。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者创办的报纸宣扬反君主制和反宗教情绪，但当这些革命者掌权后，他们在恐怖统治时期关闭了持不同政见的报纸。

在贫富差距巨大和民粹主义盛行的时期，揭露精英阶层的报道很受欢迎且有利可图，尤其是在右翼媒体中揭露左翼精英的报道，以及在左翼媒体中揭露右翼精英的报道。历史表明，这些活动的显著增加是第五阶段的典型问题，而当这些活动与施加其他惩罚的能力相结合时，媒体就成为了一种强大的武器。”

纳粹德国时期的宣传画，重要目标群体是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少女联盟

“规则失效，赤裸裸的斗争开始”

当人们热衷于追求的利益比决策体系本身更重要时，这个体系就岌岌可危了。规则和法律只有在清晰明确、大多数人足够重视并愿意在其中做出妥协以确保其有效运作时才能发挥作用。

如果这两点都做得不够好，法律体系就会面临危险。如果相互竞争的各方不愿意彼此理性沟通，不愿意以文明的方式做出决策，以追求整体福祉，而这需要他们放弃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或者放弃一些他们可能通过斗争获得的东西，那么就会爆发某种形式的内战，考验相关各方的相对实力。在这个阶段，不惜一切代价获胜是唯一的目的，不择手段是常态。在第五阶段后期，理性被抛弃，激情占据了主导地位。

“当胜利成为唯一重要的目标时，不道德的斗争会以自我强化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激烈。当每个人都有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而没有人能够达成任何共识时，这个体系就处于内战或是革命的边缘。”

这种情况通常以几种方式发生：在第五阶段后期，法律和警察系统通常会被那些能够控制它们的人用作政治武器。此外，还会出现私人警察系统——例如，殴打他人并掠夺其财产的暴徒，以及保护人们免受此类侵害的保镖。例如，纳粹党在掌权之前就组建了一个准军事组织，并在掌权后成为正式的武装力量。20世纪30年代短暂存在的英国法西斯联盟和美国的3K党实际上也是准军事组织。此类情况相当普遍，因此可以将它们的出现视为进入下一阶段的标志。

在第五阶段后期，抗议活动数量不断增加，暴力程度也日益升级。由于健康合法的抗议与革命的萌芽之间往往没有明确的界限，执政者常常难以抉择，既要允许抗议活动，又不能让民众误以为可以自由地反抗现有体制。领导人必须妥善处理这些局面。

当示威活动开始演变成革命时，就会出现一个经典的困境。对领导人来说，无论是允许抗议还是镇压抗议，都是充满风险的，因为任何一种做法都可能导致革命力量壮大到足以推翻现有体制。任何体制都不会允许人们推翻它——在大多数体制下，这样做都构成叛国罪，通常会被判处死刑。然而，推翻现有体制正是革命者的使命，因此政府和革命者会相互试探，以确定彼此的底线。当广泛的不满情绪积聚起来，而当权者又任其发展时，这种不满情绪最终会爆发，即使他们试图压制，也为时已晚。

第五阶段后期的冲突通常会达到高潮，从而引发暴力冲突，标志着历史学家所称的正式内战时期的到来，我在“大周期”理论中将其定义为第六阶段。

“战斗中有人死亡几乎肯定标志着内战将进入下一个更暴力阶段，这种情况将持续到胜负双方最终确定为止。”

“这引出了我的下一个原则：如有疑虑，就赶紧离开——如果你不想卷入内战或战争，就应该趁情况尚好时离开。”

“这通常发生在第五阶段后期。历史表明，当情况恶化时，人们会想要搬到情况较好或更好的地方，而此时离开的通道通常会关闭。对于投资和资金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在这种时期，各国会实施资本管制和其他措施。”

“从第五阶段（金融状况非常糟糕，内部和外部冲突激烈）过渡到第六阶段（内战）的标志是解决分歧的机制从有效运转变为失效。换句话说，当系统彻底崩溃、人们彼此暴力相向、领导层失去控制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1月23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民众举行街头示威、集会等活动，抗议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针对非法移民的暴力执法，多人在抗议活动中被逮捕。央视新闻客户端

“当处于第五阶段（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时，最大的问题是系统在崩溃之前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民主制度允许民众几乎可以做任何他们决定要做的事情，因此它会产生更大的压力，因为人们可以更换领导人，最终只能怪自己。历史也表明，民主制度在重大冲突时期也会崩溃。民主需要协商决策和妥协，这需要许多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在系统内良好合作。这确保了拥有大量支持者的政党能够获得代表权，但就像所有由观点截然不同（甚至可能彼此厌恶）的人组成的大型委员会一样，决策系统效率低下。”2000多年前，柏拉图的《理想国》就很好地描述了民主制度如何崩溃；它可以用来描述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这并非什么新鲜事。

“民主制度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它会产生如此分裂和对立的决策，以至于效率低下，从而导致糟糕的结果，最终导致民粹主义独裁者领导的革命，这些独裁者代表着大量希望拥有强大、有能力的领导人来控制混乱并使国家运转良好的人群。”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表明，在重大冲突时期，联邦制民主国家（例如美国）通常会在各州和中央政府之间就各自的权力发生冲突。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迹象，但目前在美国尚未显著出现；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则意味着美国将继续迈向第六阶段。”显然，到2026年，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而且很可能会加剧。

“第五阶段是一个关键时刻，一条道路可能导致内战或者革命，另一条道路则可能导致和平、理想情况下是繁荣的共存。显然，和平繁荣的道路是理想的道路，但也是更难实现的道路。这条道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他有能力团结大多数人（而不是使他们两极分化），并让他们去做一些艰难的事情来纠正问题，使国家再次强大起来。这些领导人，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仁慈的独裁者’，能够将对立双方团结起来，去做那些必要的艰难之事，重塑秩序，使其以大多数人认为公平的方式良好运作（即以一种惠及大多数人的方式实现高效运转）。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少。第二种类型的领导人是‘强硬的斗士’，他带领国家经历内战或是革命的炼狱。”

“第六阶段：内战爆发”

“内战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因此，与其像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在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和平时期后那样，想当然地认为‘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们这里’，不如保持警惕，留意那些预示内战即将爆发的迹象。”

“虽然我可以研究无数个例子来理解内战的运作方式，但我选择了我认为最重要的29个例子，如下表所示。

我将这些例子分为两类：一类是导致系统/政权发生重大变化的，另一类是没有导致系统/政权发生重大变化的。例如，美国内战是一场极其血腥的内战，但它未能推翻现有的制度/秩序，因此它属于表格底部的第二类；而那些推翻了现有制度/秩序的内战则位于表格顶部。

当然，这些分类并不精确，但我们不会因为这种不精确性而放弃观察那些如果我们坚持精确就无法看到的东西。这些冲突中的大多数（但并非全部）都以本节描述的典型方式发生。”

（上方为政权发生改变的事例，下方为政权未发生改变的）

“内战破坏原有体制并需要建立新体制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内战。这场革命建立了共产主义内部秩序，该秩序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第五阶段，并试图在体制内进行革命性变革——即改革（perestroika）——但最终失败，随后苏联体制于1991年崩溃。共产主义国内秩序持续了74年（从1917年到1991年）。取而代之的是目前统治俄罗斯的新体制/秩序，该体制在旧秩序崩溃后，以本章前面在解释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时描述的经典方式建立起来。”

“另一个例子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这场维新是由于日本与世隔绝、未能进步而引发的三年革命（1866-1869年）的结果。美国人迫使日本开放，这促使一个革命团体与统治者（由军事幕府将军领导）作战并击败了他们，从而推翻了当时由四个阶级——武士、农民、工匠和商人——统治的日本内部秩序。

这个由传统人士统治的旧日本秩序极其保守（例如，社会流动性被禁止），取而代之的是相对进步的革命者，他们通过恢复现代化天皇的权力改变了一切。在这一时期早期，由于贫富差距和恶劣的经济状况等经典因素，发生了许多劳资纠纷、罢工和骚乱。在改革过程中，领导层为男孩和女孩提供了普及的小学教育，采纳了资本主义，并向世界开放了国家。他们利用新技术做到了这一点，这使他们变得极具竞争力并积累了财富。” 

“有很多国家都采取了正确的措施，从而带来了革命性的巨大进步，同样也有很多革命者犯下了错误，给他们的人民带来了长达数十年的巨大痛苦。顺便说一句，日本通过改革，经历了经典的大周期各个阶段。它变得极其成功和富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腐朽堕落、过度扩张、四分五裂，经历了经济萧条，并卷入了代价高昂的战争，所有这些最终导致了它的经典式衰落。日本的明治维新及其经典大周期从1869年持续到1945年，历时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