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业政策也未能支持必要的创新和商业化。美联储的研究发现，特朗普政府声称将鼓励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再工业化的关税，长期来看实际上会抑制创新。关税降低了国内企业的创新动力，也缩小了它们产品的可及市场。美国政府还在获取私营企业的股权——这种做法过去通常只在大萧条和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等危机时期才会出现。

自2025年以来，美国政府已经持有科技公司英特尔的股权；通过谈判获得了美国钢铁公司的所谓“黄金股”，使其有权否决不喜欢的公司行动；还要求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和超威半导体将在中国销售的一部分利润上缴作为条件，以换取更先进AI芯片的出口许可。这种直接的国家持股会扭曲市场，让公司的成功变成政治关系的产物，而非质量或潜力的产物。而且，当美国政府既是监管者也是所有者时，利益冲突就无处不在。它可以用监管批准作为交换，来要求获得股权，也可以对自己拥有的公司采用更宽松的标准。

一个资本的好主意

这些政策和项目，无法取代一份建设美国工业并在整个创新链上与中国竞争的连贯战略。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单一的、总体性实体，专注于提升竞争力，能够帮助资助未来的产业。这个实体将识别关键技术，并为这些领域中有前途的初创公司提供长期支持。它还可以关注新兴领域中那些代表首创技术的初创公司。其目标是在私营部门不愿意投资时提供初始资本。它将补充和协调现有的、支持创新初创公司的各机构特定项目，并帮助资助那些超出这些项目范围的技术。这样一个机构将提供“引擎”及其分拆出的“引擎风投”所提供的支持，但要在国家层面上：一个大规模的耐心支持项目，把关键想法从实验室带到市场。

这个组织可以采取政府公司的形式。这是一种由国会设立的独立联邦实体，拥有公共使命，但可以产生收入，并有可能自我维持。例如，进出口银行就是这样一家政府公司，当私营部门贷款机构不愿意或无法支持美国出口商时，它为其提供融资。由于国会可以决定政府公司的细节及其使命的边界，立法者可以将这个专注于新兴技术的新公司的目标聚焦于国家长期需求。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是任命一个董事会，其成员任期固定，不受政治周期影响，并且包括商界领袖、投资者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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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大化其影响力，这家政府公司可以在初创公司最危险的阶段提供投资、贷款和贷款担保，包括原型制作、建设第一家工厂或扩大规模。这将向私营资本表明这些公司具备商业可行性，从而鼓励其进行投资。该公司还可以组织政府采购担保——承诺一旦产品生产出来，政府就会购买一定数量——这将提前确保市场存在，进一步降低私人投资者的风险。它还可以帮助有前途的初创公司应对联邦和州一级的监管障碍，并就促进硬科技私人投资的税收政策向国会提供建议。

这家政府公司应该以风险投资的思维运作。它应该预料到并非所有的押注都能成功，但即便是极少数的成功，也会为美国国家竞争力带来巨大的回报。这样的政府公司可以帮助确保在美国发明的技术惠及公众——在国内创造高薪就业机会，并增加美国的出口。如果由于缺乏工业基础设施、供应链或技能，导致某种关键的新兴技术无法在美国制造，那么这类机构至少可以确保它由某个盟友来制造。

在美国，企业与联邦政府合作开发全新技术的历史由来已久。例如，二战期间，日本征服了亚洲的橡胶产地，切断了美国的天然橡胶供应。而在大萧条时期成立、为银行和其他企业提供紧急贷款、随后转向为国防工业提供资金的生产金融公司（RFC），通过让橡胶、石油和化学公司共享专利和研究成果，创建了一个合成橡胶产业。大约在同一时期，美国陆军要求通用电气开始制造喷气发动机——这是英国的发明——由此开启了一个产业，而8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仍然主导着这个产业。更近的例子是，美国政府资助的“曲速行动”在新冠疫情期间实现了疫苗的快速发现、开发和分发。

今天，美国需要同样的制度创造力。它不能袖手旁观，指望中国自己出问题。除非美国吸取历史教训，调动公共和私人领域资源，再次启动、制造并规模化前沿技术，否则它就会落后。到那时，中国将准备好在美国的弱点之上建立新的主导地位。

（原文于4月1日发布在美国“外交事务”评论网站，原标题：“美国正在输掉创新竞赛。”译文有删节，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观察者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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