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拉斐尔·莱夫，翻译/鲸生】

长期以来，中国都被人们轻视为“世界工厂”，认为这个国家只擅长制造别人发明的技术，自己根本搞不出真正原创的新东西。

但过去十年的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创新强国。如今，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无线通信设备、人形机器人以及下一代核电等先进技术的制造和应用上，已远远领先于美国。中国的制药行业也在快速崛起，新药上市的速度几乎要赶上美国了。中国军方还掌握了一些美国都还没有的技术，比如被五角大楼称为“世界领先的高超音速导弹库”。

中国的成功源自它对整个创新生态系统各个环节的大量投入，从基础科学研究，到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培养，再到新产品的商业化，一应俱全。2015年，北京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希望加速实现成为全球科技领军者的目标。通过向信息技术、机器人、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的企业提供大规模的国家支持，中国的决策者旨在降低因依赖外国企业而带来的经济与国家安全风险，同时让本国的高科技企业更有竞争力。

“中国制造2025”启动十年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功了。以电动汽车为例，中国在产品创新方面成果斐然。去年，福特汽车CEO吉姆·法利直言，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是他“见过的最令人叹服的东西”，无论是车载技术、成本还是质量，都远超其他对手。

中美科研合作强度，即合著成果占各自总科研产出的比例 彭博社制图

即便是在中国尚未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它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以半导体为例，中国虽尚未能制造出训练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所需的尖端芯片，但已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成熟制程芯片产能，这些芯片广泛用于汽车和普通电子产品。专门分析美中经济关系对国家安全影响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在2025年提交国会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国现在拥有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由国家引导的超强制造业基础”。更让美国人担忧的是，该委员会还判断，“中国如今已具备了发展和规模化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将在许多未来产业中获得先发优势”。

与此同时，美国却迷失了方向。在过去八十多年里，美国一直是无可争议的全球创新领袖。正因如此，华盛顿未能充分认识到一个日益严峻的威胁：中国正在从基础研究到高端制造业的整个创新链条上步步紧逼。而美国政策制定者近期的举动，反而让问题雪上加霜。现任美国政府非但没有迎难而上、应对挑战，反而在削弱美国的创新优势，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弥补自身短板。

美国需要重新把科学和创新视为自身实力的关键所在。这要求它投入基础科学——也就是专注于拓展根本性知识的那类研究，因为真正具有颠覆性的新技术正源于此。这同时意味着要吸引、培养并留住全球最优秀的科学与工程人才。同时，还要探索新的途径，来把前沿研究更快地转化为可销售的产品，并扩大生产规模。中国正在大步前进；如果美国不纠正方向，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未来拱手让给其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

回归基础

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对基础科学的投入一直是美国技术领先地位的核心。最好的创新通常出现在最好的科学发生的地方。虽然人类历史上一直在发明新技术，但直到工业革命开始，技术才开始推动持续的经济增长。正如历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所揭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背后的关键因素，是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科学及科学文化的进步，它传播了那些能够解释自然现象的基本原理。在那之前，莫基尔写道，“是一个没有力学的工程、没有冶金学的炼铁、没有土壤学的农耕的世界”。一个社会如果懂得某项技术为何有效，就能更容易地改进它的效率——这个过程会自我强化，并加速技术发展。

在美国，大学是基础科学研究最庞大的执行者，联邦政府则是最大的资助方。二战之前，大学做的科研相对较少，更专注于教学使命。但战争迫使人们改变了想法。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科学顾问范内瓦·布什，动员了学术界的科学家们去开发新技术——其中包括微波雷达、原子弹和青霉素等对战局至关重要的成果。

战争结束后，布什敦促美国领导人继续支持大学的科学研究。“新产品和新工艺并非一出生就成熟，”他写道，“它们建立在新的原理和新的概念之上，而这些原理和概念又源于基础科学研究。”布什认为，大学是开展这类研究、发展新原理和新概念的合适场所。与工业实验室相比，大学对立即获得有形成果的压力更小，同时也是培养年轻科学家的基地。在冷战初期，美国官员设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为这类探索性研究提供资金。

这种政府与大学间的合作，造就了全球最庞大、最多元化的研究型大学群。美国不仅在基础研究上领先，而且有效地将新想法转化为基础性技术，包括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出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了美国大学、医学院和学术医疗中心的生物医学研究，而2010年至2019年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几乎所有药物，都得益于这项资助。

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允许大学拥有并授权使用由联邦资助的研究所产生的发明，还可以与学术发明人分享专利费，此后大学变成了创业的温床，孵化了包括谷歌和莫德纳在内的世界领先公司。2010年代对斯坦福和麻省理工的研究发现，这两所学校的校友企业家所创办公司的累计收入，足以让每所院校按GDP计算跻身全球十大经济体之列。

美国在基础科学研究上的投入仍然超过任何其他国家。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23年，美国在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的基础研究上花费了780亿美元。正因如此，美国的科学家才能做出那么多具有奠基性的发现——从能治愈遗传病的CRISPR基因编辑，到驱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人工神经网络。

2025年11月16日，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发布了《自然》增刊 “2025自然指数-科研城市”，十强科研城市中中国首次占据一半以上

但是，美国在基础研究上的优势正受到威胁。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政府正把大学从伙伴变成对手。2025年1月特朗普开始第二任期后不久，行政当局就掏空了研究资助机构，冻结或终止了大学的研究项目资金。《自然》杂志2026年1月的一项分析显示，即使后来被迫恢复了数千项资助，本届美国政府还是扰乱了价值14亿美元的项目。

美国政府还试图废除原有的基于学术优绩主义（通常经过同行评议）分配研究经费的体系，转而希望建立一个基于政治偏袒的制度，向那些屈从其意识形态要求的美国大学提供好处。那些因政治原因而不受美国政府待见的重要研究课题——比如气候科学和信使RNA疫苗的开发——如今对于寻求联邦支持的科研人员来说，几乎成为了禁区。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本国在基础科学领域的相对弱势是自主创新的障碍，并努力加以解决。北京加大了对大学和政府实验室基础研究的投入：从2013年到2023年，中国在这方面的经费增加了近四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570亿美元。而且中国现在无意止步。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加强基础科学研究是实现两个最重要目标的关键：一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二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国2026年“两会”发布的预算草案中，中央政府在基础研究上的支出增长了16.3%。

如今在研究质量排名上，中国的大学已经占据了曾经由美国大学主导的位置。2016年，在衡量最顶尖科学期刊研究论文产出的“自然指数”中，全球十大高产研究机构有五个是美国大学，中国只有一个。到了2025年的指数，前十名中有九个是中国大学。中国现在有望在新兴技术开发上领先。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2025年的数据，在74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中，中国在66项的高质量研究上领先全球，其中包括那些具有被单一国家垄断高风险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