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全球影响力

如今不平等现象日益突出，环境不断恶化，这使“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论调显得很时髦。如果资本主义没有进入全世界每个国家，这种预测倒有可能实现。实际上，今天人们争辩的关键点不在上游，即不在于市场经济是否必要，而在于下游，即哪种所有权模式更加优越，究竟是私人、政府机构、合作企业还是某种混合形式？所有国家都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积极建立比较优势，通过产业政策对“国家队”公司进行补贴和保护，操纵汇率以提升出口份额，或提高出口信贷机构作用在海外寻求优势 。

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一系列救市和行业纾困行动明确显示，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更多只能算是理论而不是实践，但美国显然还未克服其对国家政府的天然反感，其一系列战略反而帮了竞争对手的忙。比如美国国会2015年未对美国进出口银行章程授权，导致其过期。该行长期受益者通用电气公司在得到法国出口信贷机构提供的长期信贷后，迅速将500个制造动力涡轮机的工作岗位迁至法国。此举还帮助通用电气公司获得法国监管机构的批准，收购了法国阿尔斯通集团的电力业务。美国企业显然比美国政府更了解如何在全球资本主义新环境中运作。

美国政府对国际经济协议的处理方式表明，它往往摆出姿态迎合民粹主义，对成本效益缺乏理性计算。贸易和投资协定不但有助于提高出口，而且为美国引入数万亿美元的资本，创造了高价值的就业机会。然而，为了赢得“铁锈带”的选民，政客们纷纷谴责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形成一场逐底竞赛。美国国会还阻止了总统授权美国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大改革，使美国国际信誉受损。专主制或许在政治上不无争议，但它至少不会允许这些关乎国家竞争力的问题，被政客们当做皮球踢来踢去。

另外，专家型官员还需要对宏大战略加以引领。美国刚刚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如何避免走上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俄罗斯等大宗商品出口国的老路？这些国家没能像挪威那样设立健康的主权财富基金，确保能源收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或偿还债务。

外交历来是外国语言和社会专家的保留地。但由于私人资金进入总统竞选，大使等要职已经沦为待价而沽的奖品。这些靠买官上位的人根本对履任国的情况一窍不通，就能混到本届总统期满下台的那一天。现代外交的内涵在于通过核心专业团队的稳定日常交流维护国际关系，而美国官场的丑恶现象正在侵蚀着外交的根基。俗话说外交是人类第二古老的职业，它应该是崇高的，所以外交官的选拔和晋升应该取决于他们的专业能力和国际人脉，而不是他们在国内为总统募集了多少资金。

降低政治化程度也有助于管控外国热点地区事务。2003年，美国国务院和大批来自高校与智库的学者都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如果当初美国能进行专家主导的战争推演，避免西部牛仔式的穷兵黩武，或许过去15年的中东外交政策灾难就可以避免。另一个例子是伊核协议，它深刻揭示出一个道理，绝不应让意识形态或特殊利益集团以“民主问责制”为名，主导外交政策。由于有服役经历，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和汤姆·科顿理所当然地将自己打扮成国家安全鹰派，但他们的言论应该被限制在参议院内部，真正制定政策维护中东权力均势应该是战略家的事。

在全球关键问题上，专家主导型决策并不意味着牺牲透明度，而是提升专家意见的影响力。例如，国际清算银行针对金融体系过度杠杆化，向各国中央银行提供独立研究报告和警示，它比各国政府更深入地思考了如何减少货币政策波动性，但仍未达到其创建之初的目的，因为各国政府只有在遭遇危机之后，才返回来听取它的建议。

从移民到气候变化到互联网治理，今天的国际热点问题实际上是深层结构性挑战，需要制定长期战略方能解决。历史上许多文明之所以走向崩溃，正是因为它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未能找到解决方案。与其祈祷全世界走向民主，不如建设更复杂、更精密的专主制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