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合众信息国

过去十年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官员或学者对我说，希望他们的国家变得像“美国”。他们想要硅谷、纽约、波士顿——也就是想要创新中心、金融中心和知识中心。访问美国的外国政要总希望尽量把访问华盛顿的日程限制在一两天以内，以便腾出来时间造访美国除政治以外的各大中心。

美国的历史韧性源于于其安全的地缘政治环境、多样化的地理面貌、稳定的货币、锐意进取的文化和许多其他美德——尽管政治制度失效这些因素也幸运地留存了下来。但美国不能永远指望靠运气。

虽然与俄罗斯、加拿大、中国、巴西、印度和澳大利亚相比，美国的人口或人均财富（或两者皆然）仍然大于这些与它幅员面积相近的国家，几十年前重视国民团结的新政精神已经让位于现实中的邦联主义，许多州和城市近乎独立于联邦而存在。虽然美国的富有、多样化、互联互通的大城市数量超过其他国家，但要让分布于350个大都会地区的3.5亿人口为未来做好准备，还有许多工作亟待完成。

美国部分州具有自然或历史优势。比如得克萨斯和内华达的能源与赌博收入，允许它们减免所得税，并以便宜的土地和晴朗的天气吸引数百万新居民。华盛顿州也没有所得税，而是通过征收更高的住房和其他税费来支撑新的基建项目和关键社会服务。美国人口超过一半为独居人士，因此需要修建更多的小型单元房满足市场需求，西雅图则成为了顺应趋势修改建筑规章的领头城市。由于室内空间显得局促，人们必须出门社交和寻找工作，创造更加活跃的城市环境。

加州经历过起起伏伏，它最初在基础设施、大学教育和排放法规等领域都堪称楷模，但随着公民拒绝提高财产税，不断投票扩大政府支出，加州的预算严重失衡。2011年，标准普尔将加州评为全美国经营最差的州。杰里·布朗重新担任州长后，一方面对富人增税，一方面带着债务意识制定零基预算，使财政回到理性的轨道上来。布朗自上而下式的硬性规定结合了加州的投票系统创新。

和瑞士一样，加州公民在销售税、无人驾驶汽车、锁定失窃手机等议题上都能直接发声。虽然不免有些投票倡议流于狭窄混乱（有的甚至通过贿赂收集签名），但它与州立法机构总体上是合作关系，而非某种绕开立法的手段。加州立法者在投票倡议前一个月集会，澄清议题并试图达成妥协，投票将清楚地标注各项措施的财务来源。此外，线下的选民倡议将很快电子化，完全搬到网上。如果加州能管理移民、教育、灌溉和交通，它完全可以成为美国内部最大的信息州。

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存在缺陷，每个州既与邻州竞争，又与外国竞争，缺乏全国性领导机制引领美国在全球白热化竞争中取胜。但长期以来，亚国家政治体，即州和城市，一直是美国创新的发源地。当迈克尔·波特撰写《国家竞争优势》时，他不但聚焦于新西兰、荷兰等小国，也花了很大工夫研究亚国家政治体，譬如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和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竞争产生创新：美国应成为信息州的合众国。

今天的美国拥有硅谷、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等多个高科技枢纽，各自在计算、国防、数据分析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具备竞争优势。美国的年度风险资本池超过100亿美元，排在世界头号，然而其中75%投资于加州、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美国绝大多数州和城市都拿不出可行的经济计划，无法使政府、产业和教育部门协调一致，发展面向全美国和全球市场的专精化产业集群。它们需要勾勒出国内外合作关系和供应链，并在编制上做好应对商战的准备。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德斯把各州称为“民主制度的实验室”，但它们同时也是专主制度的孵化器。全美国各地的州长和市长都意识到，成功的关键是中央权力的下放：尽可能多地争取与华盛顿保持独立，并执行最适合本州的政策。权力下放固然有其优点：它不仅能与民主制度一起限制暴君专政，而且允许地方实验和公民快速反馈，并向联邦政府提供成功模式以移植到其他各州。 然而，权力下放的悖论在于，城市既是发展民主制也是发展专主制的理想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