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在新著《美国的专主制：信息国家的崛起》中，以瑞士和新加坡为原型，提出一种无关民主、重视治理质量、由专家集体领导的治理范式——“专主制”。

重塑秩序

从外部观察美国，人们常常惊讶于它异于其他大型社会的活力和韧性；但同时人们也坚信，政治体制决定了这个国家必将浪费许多绝佳机遇。除非美国愿意接受政策失败，否则我们需要更大程度的专主制来平衡民主制。

政治理论家拉胡尔·赛格尔在即将问世的新著《得体的政权》中写道，国家往往在“残酷的事实”面前，例如在重大战争中败北，才会警醒过来，被迫朝专主制转型。

历史上，只有当拿破仑三世被普鲁士的俾斯麦击溃之后，法国才建立了高度精英化的巴黎政治大学，专门为国家内政外交培养骨干人才。

也正是为了扭转大萧条的全面衰败局面，罗斯福才会在新政中设立社会保障局和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即房利美）等大型专业官僚机构，大幅拓展政府功能以治理不断增长的工业人口。杜鲁门设立的联邦公路管理局则是战后时期又一个政策超越政治的例子。

要建成自由、有序、安全的社会，政策连续性必不可少，必须跳出政治操纵的狭小范畴实现政府功能。在国家利益已得到清晰界定的领域，专主制有助于将民主和腐蚀性政治隔离开来。影响美国未来的根本性战略问题——移民、教育、国防开支、贸易政策、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都需要以专主制为方法寻求答案，而不是毫无事实依据的民粹主义。当容错率降为零，便是时候召唤专家型领导人了。

近年来，专家型官员屡屡在重大政治危机关头才被委以重任，他们的努力往往被狭隘的政治斗争抹杀掉了。2012年，美国两党共同组建辛普森-鲍尔斯赤字委员会，以求打破国会预算僵局。毫不意外，它提出的若干条建议，统统遭到了忽视。因此，尽管赤字大幅缩减，美国仍然常年反复面临联邦政府关门的风险。在专主制国家，辛普森-鲍尔斯的建言根本不会被呈交给导致预算危机的机构进行审批。

当底特律面临破产时，专主制几乎又成了救命的灵药。2013年，密歇根州州长里克·斯奈德为避免底特律市遭到破产接管，任命凯文·奥尔为该市应急管理人，赋予他改变预算、重新谈判劳工合约、私有化服务和敲定长期投资的权力。虽然底特律的日常工作最终还是交还给市长迈克·达根，但奥尔手握大权无异于给民主制度按下暂停键。不过，由于底特律和密歇根州其他破败城市已经积重难返，人们没法指望专家型官员创造奇迹。

拯救底特律的希望在于美国全面重振基础设施，这次的手笔不亚于杜鲁门时期的联邦公路管理局，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提出的计划总额高达3.6万亿美元。除了工程分包等数百万个随之产生的就业岗位之外，基建还将帮助美国做好准备迎接2050年前到来的4亿人口。

在接近零利率的经济环境中，数万亿美元的企业资产并未得到充分利用，每年却接受数千亿的外国投资，对于美国来说，这正是组建国家基础设施银行的绝佳时机，其实美国国会早已讨论过此事，却犹豫反复了十多年。在去年的美国大选中，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罕见地在基础设施重要性上达成一致，这意味着它是美国的根本大计。

然而，由于美国国会总是以州和选区为框架考虑问题，缺乏行业和供应链的整体性，所以在长期基建项目上总是打折扣。交通部要求50个州分别提交开支计划书，而不鼓励各州因地制宜制订区域性计划。这是对托马斯·杰斐逊200来年前划定的美国地图的僵化传承——各州均匀分配以维持权力的平衡——而无视350个都市地区急需增强连通性的现实。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各地连通性的鸿沟正是政治分歧所在：政治倾向的差异不再是“红色州”和“蓝色州”之间的差异，而是人口高密度和低密度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高密度地区极大倾向于民主党和自由派，而低密度地区则倾向于共和党和保守派。美国是西方国家中城市化程度最低的，再加上落后于时代的选举团制度，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美国社会政治高度分裂，使特朗普乘势崛起。如果美国真的想弥合鸿沟、“再次走向伟大”，答案就在这里：修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