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小国与大国在治理上不可同日而语，这固然在技术上是正确的，却一笔带过了太多小国治国理政的智慧。21世纪不光有国际——即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有面向新挑战的生存竞赛。在这个意义上，小国灵活的经验对大国的城市化建设不乏参考借鉴意义。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在新著《美国的专主制：信息国家的崛起》中，以瑞士和新加坡为原型，提出一种无关民主、重视治理质量、由专家集体领导的治理范式——“专主制”。

经作者授权，观察者网翻译全书并将在近期陆续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中文版，本文节选自原书第二章“如何治理一个国家”的第五、六小节“争夺人才”和“小国家、大想法”。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美国的专主制：信息国家的崛起》

争夺人才

通过制定战略规划，信息国家十分具有选择性地引进人才。然而，瑞士和新加坡的人口构成都高度多样化。外国出生者占瑞士总人口比例接近30%，是欧洲最高的。2014年瑞士选民以微弱优势通过投票，利用《瑞士与欧盟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中的保护条款，推翻了这项1999年签订的协议，对大规模移民加以限制。在1990年至2010年间，新加坡人口几乎翻了一番，外国出生者占总人口比例从10%上升到近40%，成为仅次于迪拜的全球第二大熔炉城市。但2011年，新加坡在民众对公共资源被压缩和就业竞争加剧的抗议声中，也开始严格限制移民，。如今，当地许多招聘广告明文标注“只录用新加坡人”，外国公司也开始推行“新加坡第一”政策，把晋升机会优先给当地人。

正因为这些政策，这些信息国家才得以在全球人才战争中拔得头筹：移民政策对绩效导向型招聘目标起到了战略推动作用。新加坡只有300万公民，尽管它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理工学院，也必须想办法弥补劳动力缺口。因此，它为外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待其毕业后提供在新加坡公司甚至政府机构工作的机会。此举反过来又使外国人才能较为便利地获得永久居留权和公民身份，把他们变成民间交流的双向大使，在新加坡与祖国之间牵线搭桥，便于新加坡与其发展商业关系。随着外国人口数量超过本地人口，新加坡开始以人才价值——而不是种族配额——衡量应该新增多少永久居民和公民人口，从而吸引更多的全球人才。

在智利、阿联酋、哈萨克斯坦、卢旺达、格鲁吉亚等雄心勃勃的新兴市场国家，我总能看到一个个制作光鲜的文件夹，上面用“愿景”、“战略”等字眼写着对2020年、2025年、2030年的规划。几乎每份规划里都写着要建设世界级基础设施，打造价值链，建设知识中心，培育高科技生态系统，以及训练人才掌握面向未来的技能，可以说完全复制粘贴自新加坡的整体规划。数十年来，新加坡不断引进“智慧资本”，形成了别国争相效仿的模式。新加坡在中国、越南、印度建立新加坡式工业园，并逐步推广到非洲和中东，每年可从合同中获利数十亿美元；此外还向当地企业提供设施管理和技能培训等服务。每隔几个月，来自中国、印度和哈萨克斯坦的官员代表团就会聚集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参加培训，吸收学习来自全球各地的先进治理经验，回国后积极付诸实践。对21世纪的国家建设者、城市规划者和经济战略家来说，李光耀——而不是托马斯·杰斐逊——才是他们灵感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