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所有国家都像小国一样行事，它们便无法依靠广袤的纵深和自然资源，只能选择专注于人力资本。事实上，小国的确比大国更重视教育。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教育排名最靠前的国家是芬兰和爱沙尼亚。而“新加坡数学”已经成为全世界学习的榜样。小国关注每位国民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创新者和颠覆者。初创企业Skype和TransferWise分别给电信和汇款行业带来了颠覆性改变，而它们都来自小国爱沙尼亚。

21世纪的成功社会必须首先具备广泛的连通性。高速互联网覆盖率是否足够高，公司获取数字服务是否便捷，都是世界经济论坛网络就绪指数首先考虑的参数，在这个榜单上，瑞典、芬兰、新加坡和瑞士等小国再次排在全球前列。

它们对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的进口、购买和消费征税都很低，因为事实证明这些技术能促进经济整体效率，提高个人生产力。全覆盖的数字服务帮助企业家极大地节省公司启动成本。因此小国积极倡导互联网的开放性，便显得毫不奇怪了。

尽管北欧被人们认为全是宠溺过度的福利国家，但瑞典已经建立起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法律强制规定每年约2％的工资涨幅。瑞典人把这部分消费能力转变为生产力和货币数字化的驱动力。从宜家到爱立信，从沃尔沃到H＆M，瑞典拥有与其人口数量不成比例的多间全球性跨国公司。而瑞典商界精英纷纷把红利用于研究，以孵化下一波成长型公司。以瑞典研发的流媒体音乐服务Spotify为例，尽管它目前仍广受欢迎，但政府资助的瑞典创新局（Vinnova）已经开始孵化新产品来取代它。

瑞典的邻国芬兰也是个善于战略规划的民主国家。芬兰议会有个专项委员会，它（根据全球政策法规或资源限制等条件）致力于分析未来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参数，决策者预先进行适应。目前荷兰已经展开为期多年的2030年世界局势情境推演，并通过该项目制定相应的经济战略。此类机构遍布政府各个权力分支，能够公开研讨政策措施，不避讳其争议性，最终拿出技术性解决方案，譬如从联邦年度预算中拨出1%或更多用于投资。虽然这些机构都是政府部门，但由于它们的职责在于直面复杂性，因此能够以非政治的方式思考和行动。

大国也可以擅于学习。邓小平在访问新加坡后，启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在深圳建成了中国首个经济特区。他的目标不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巨大的新加坡，而是在中国内部建设出无数个新加坡。自那时起，新加坡政府机构先后在苏州、天津、广州、重庆、无锡、吉林等省市设计、建造和管理了一大批工业园、高科新区和生态区。

在西方民主大国中，德国最接近于信息国家。联邦政府发挥领导作用，通过前期投资打造“数字德国网络联盟”等平台基础设施，从而产生全国性利益。德国政府合并了经济部门与能源部门，便于对保障国家安全、带动新产业、提高生产力的领域——例如清洁能源——进行投资。美国无比浪费的医疗系统——人均成本四倍于德国，却未取得好结果——要是放在德国，必定成为整体规划中无法容忍的一环。为使所有地区连接到全球市场，德国为各州各市各行业都提供了基础设施保障，在此基础上，各地区都制定了切合自身实际的商业计划。德国的汽车制造业世界领先，但主要汽车公司来自三个不同的州，它们相互竞争，寻求击败对手。

这便是为什么德国能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钦佩的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访华频率以及在华影响力都高于其他外国领导人（她也是美国人心目中最钦佩的外国领导人）。华盛顿没有什值得中国效仿的，但法兰克福和柏林却是中国最好的老师：管理良善的公司制度、劳资合营管理方法，亲社会的普惠性政治、高附加值创新，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德国成为了出口强国。中国是历史上人口最多的帝国，它正试图把自己重组成数十个专家统治型城市的集合。而这也应当是美国未来前进的方向。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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