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家，大想法

真正能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每一个重大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很可能是小国而不是大国。几十年来，人们一直不假思索地否定新加坡和瑞士这类蕞尔小国成为国际榜样的可能性。但在今天的世界，有越来越多的省份和城市在实施有效的自治。随着权力从国家转移到城市，从联邦转移到地方，人们不再拿国家跟国家进行对比，而是在关键决策单位之间进行比较。在一个由城市国家组成的世界里，大国的经验将前所未有地失去相关性。相比国土面积，成功才是更重要的事。

按最重要的维度去衡量国家竞争力，小国并不输给一些大国。国土规模和经济开放程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新加坡、瑞士、新西兰、芬兰等小国是经济最开放的国家。新加坡资深外交官许通美曾开玩笑说：“如果能跟月球签订自贸协定，我们一定会签的。”全球化深入程度和土地规模也呈反相关，却与经济繁荣有着紧密的联系，香港、新加坡、卢森堡、爱尔兰和比利时都是最突出的例子。相反，全球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国家都是土地和人口大国，例如伊朗、缅甸、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这些国家尽管规模很大，但其人口却在世界上处于边缘化位置，只有摆脱专制和制裁，让外界接触国内资产，才能不再受到忽视。

如何开展可持续的城市化、如何管理多元性社会、如何引导全球经济走出动荡？城市国家处于解答这些21世纪新问题的前沿与核心。小国的优势在于，它们的战略规划一直以来都是与谋求生存挂钩的。美国冷战时期的战略大师乔治·凯南曾批评大国可能出现“大而无当者的狂妄”，而小国对这个毛病可以说免疫的。新西兰学者戴维·斯基林指出，成功的小国家在战略上具有连贯性，清楚自身利益所在，不懈致力于增强经济竞争力，并随时根据环境调整战略关注。由于惯性较小，小国在政策上更加灵活，能够及时改变。制定决策的领导人和执行决策的公务员之间层级较少，连办公地点也很近。在这样的国家，各级政府利益高度一致，相互之间是而功能互补关系不是竞争关系。

但作为一个小国并不容易。由于人口规模较小，教育和医疗等基本服务无法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而修建基础设施以及维持军队、铁路、邮政、银行等机构产生的开支却十分庞大。既然国内市场如此之小，政府对航空、电信等国家公共事业的支持和投资便显得至关重要。新加坡弹丸之地，没有国内航班，那么除了本国政府，还有谁会支持航空公司？而瑞士人直到今天，一直十分后悔当初未能对瑞士航空给予支持，将其卖给了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在控制成本和保障质量问题上，小国尤为谨慎。长期储蓄和自力更生不是民主提倡的美德。坐拥珍贵原材料（例如挪威）或金融盈余（例如新加坡）的小国十分明智地管理主权财富基金，将其应用于战略发展投资或帮助国家稳定渡过经济衰退期。大国内部往往只有在地方行政单位，例如阿拉斯加和西澳，此类基金才真正发挥作用；反之，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虽然资源丰富却长期忽视其重要性。而专主制小国往往会主动采取行动，油价低廉时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以主权财富基金确保养老金的偿付能力。

在将专主思维与民主实践相结合这件事上，小国和城市、省份等亚国家行为体比大国做得好得多，它们在行政辖区内部积极进行试验，而非被动等待远方首都的批准。譬如加拿大，全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由于开采焦油砂石油而飙升，魁北克为了应对这个挑战，在省级层面启动了（与美国加州的）碳交易和电动公交计划。此外，魁北克的枪支管理也比加拿大整体水平更严格。与此类似，苏格兰为减少酗酒闹事，对酒精饮料征税高于英国整体水平。民主社会通过这种干预型政策促环保和公共福利，在构思和管理上具备高度的专家治理特征。

研究帝国大战略的著名学者爱德华·勒特韦克常说，美国国防和情报机构的预算如果削减一半，不得不像小国那样精兵简政，反倒将更加有效。如今许多西方政府臃肿低效，警醒小国追求精简和高效，时刻关注财政状况和社会福利。以荷兰人为例，他们积极储蓄，为退休人员支付大额养老年金，并积极适应需求改造劳动力结构，同时增加企业税填补保险的可携带性带来的额外成本空缺。此外，有罪不罚、罪罚不当现象在大国十分严重，而在公众密切监督政府的小规模开放型国家，则几乎不可能出现。根据透明国际组织的排名，世界上腐败程度最轻的国家都是小国：丹麦、新西兰、芬兰、瑞典、新加坡、瑞士和荷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