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是美国当代最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作为20世纪这个“美国世纪”的见证者，亨廷顿在美国政治学界纵横驰骋了60年。在这60年中，他一贯秉持清醒的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想立场，思考美国政治、世界政治以及“美国与世界”的关系 。从二战后介入美国思想辩论以来，他总是不囿于狭隘的政治正确，不断以美国社会矫饰的“自由主义”为理论标靶，探讨支撑美国社会和政治体系运行的思想基础；同时，在二战后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中，他同样以其清醒的现实主义，判断“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定位美国的国家战略。

亨廷顿当之无愧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我们可以通过深入其思想演变轨迹，切实理解美国20世纪的国家性质与国家航向，以及更为广泛的现代政治世界与现代政治困境。

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1945~1965年间，美国思想界普遍以洛克式（John Locke）的自由主义来描述美国的国家理念。在这种理念描述中，美国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等现代政治原则逐步得到贯彻的国家。这种自由主义国家理念被塑造成为美国国家的共识。但是，在1957年，刚过而立之年的亨廷顿对此主流观念发起挑战，他提醒美国人反思美国的建国理念究竟是洛克式的自由主义，还是伯克（Edmund Burke）式的保守主义。

亨廷顿认为，看上去美国社会的进步主义、多元主义和共识主义都是洛克式自由主义的变体，这种源自英国的美国自由主义“文化霸权”也确实导致美国保守主义没有形成一以贯之的传统。在1898年“美西战争”之前，美国曾经有过两种保守主义：第一种是“北方联邦主义”，它产生于希望推动美国从邦联转向联邦的北方工业州，是美国历史上最早的保守主义；第二种是卡尔霍恩（John Caldwell Calhoun）和阿尔杰（Horatio Alger）等人论述的以种族奴隶制为基础的“南方保守主义”。这两种保守主义确实都弱不禁风，稍纵即逝。

但是，在亨廷顿看来，这两个保守主义传统却在两个重要契机之下复活了。首先，随着美国加速告别“孤立主义”走向世界，新汉密尔顿主义的联邦保守主义复活了；其次，从“二战”到“冷战”初期， “南方保守主义”在法律和政治层面被弱化，但在冷战后出于对外部的苏联共产主义和内部的大众民主运动的恐惧，“南方保守主义”也复活了。在苏联这个全面战略对手的巨大威胁面前，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与“古典保守主义”迅速在“冷战自由主义”旗帜下一致对外。亨廷顿成为“冷战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

但也正是在亨廷顿身上，“冷战自由主义”散发出浓郁的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气息。1957年，作为一位30岁的年轻学者，亨廷顿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美国既然长期以自由主义社会自居，那么，这样的美国和美国人是怎样接受自己反对了一百多年的常备军的？一个自由主义社会为何需要一支有可能威胁自由、民主、繁荣与和平的强大军队？如果美国社会接受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就意味着接受了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治伦理。

因此，在亨廷顿看来，虽然美国社会将“洛克式的自由主义”视为国家理念，但在现实运作中的却是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结合体。“现实主义”意味着美国人在冷战的国家间激烈竞争情势下，必须接受一支强大、团结、高度职业化的军队。而 “保守主义”则意味着军官必须接受文官在正当性、道德伦理、政治智慧和治国能力上都优于自己，必须接受人事任免、财政预算和军纪国法审查等方面的文官控制。

亨廷顿这种对美国社会实际形态的观察所得出的国家建构理念，来自他所推崇的三位战略思想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与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既提供了军官职业化的合理性，也提供了文官控制的正当性，亨廷顿正是据此建构了自己军政关系理论的内核，从而让《军人与国家》成为理解现代国家的军政关系绕不开的经典之作。

小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紧密捕捉住1898年因美西战争中获胜而在美国出现的帝国主义情绪，成为新汉密尔顿主义的吹鼓手。正是在小马汉身上，亨廷顿所说的美国历史上一度消失了的联邦主义和南方保守主义，在美国放弃孤立主义走向世界之后复活了。

而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冷静的政治现实主义塑造了冷战至今美国对外战略的主线，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亨廷顿对美国对外战略的现实主义批判与反思。

亨廷顿早期的思想重心，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社会为什么需要接受一支强大的保守主义军队。亨廷顿在这种思想框架之下重新定位了埃德蒙·伯克的思想地位。在他看来，保守主义是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因为它并没有自己的“乌托邦”。在这三位战略思想家的启发下，亨廷顿把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视为军事伦理的两大支柱。

亨廷顿认为，要理解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为什么接受一支保守主义的军队，不仅需要考察军官与文官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也需要考察二者之间的思想关系。文官集团易受社会流行的意识形态影响，因而，军政关系的稳定就有赖于政治思想与社会观念普遍接受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

因此，亨廷顿非常关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在美国不同时代的命运变迁。在亨廷顿看来，在冷战情境下，美国必须扭转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保守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在亨廷顿的认识中，古典保守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保守版本”，其理论对手并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而是“大众自由主义”和“民主自由主义”。1975年，美国政治已经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年民主化运动高潮，进入保守主义长周期。亨廷顿进一步阐发了“民主危机论”，这被视为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精英民主理论”的回归。

1957年，亨廷顿本想用自己的《军人与国家》申请终身教职，虽然这部著作后来被认为在军政关系研究领域占据了与《战争论》和《海权论》同等的学术地位，但在当时，亨廷顿却被哈佛大学政治学系的自由主义者指控鼓吹军国主义和权威主义，最终被迫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一道从哈佛大学出走哥伦比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