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对中国的外交艺术

ESSRA：我们来聊一下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发展。你曾把中亚与中国的关系描述为一种战略上的必然，是否可以展开谈谈，这种必然时刻何时建立，对中亚国家有哪些发展机遇？

奥迪尔·加法罗夫：中亚与中国关系的转变机遇发生在2021、2022年之后。在此之前，我们并没有全面拓展和中国的关系，即便有上合组织等平台，大家更多聚焦于具体事务。一个有趣的事实是，疫情期间，中亚的主要境外病例输入来源是欧洲，而非我们的中俄邻居。疫情带来的中断，以及一系列国际局势的变化，导致了各国战略的巨大转变，中亚也抓住了发展机遇。

从现实层面看，中国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假如你是中亚的领导人，就会清楚这一点：我们在地理上高度封闭，比如乌兹别克斯坦是“双重内陆国”，远离全球海洋贸易的主干道，经济发展的选择非常有限。长期以来我们与俄罗斯合作，但俄罗斯经济体量较小，缺乏我们所需的那种变革性资本。西方国家虽然资金雄厚，但距离太远，而且合作往往带有条件性。

相比之下，中国就在我们身边，而且拥有几乎难以想象的资本储备，就像一条“黄金之河”流淌在边界之外。明智的人都会选择与中国合作，这对造福民众和国家发展必不可少。更何况，中国还能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提供我们迫切需要的先进技术，比如可再生能源。出于这些原因，与中国合作在经济上是必然选择。作为学者，我总体上对中亚与中国合作的潜力保持乐观。

但过去几十年，我们从对俄罗斯的依赖中吸取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因此我们也必须要多元化发展。因此，在与其他国家合作时，我们都会保持一定的战略自主。

在社会层面，各国政府同样需要应对民众的担忧。比如在哈萨克斯坦，人口相对较少，就存在一种不成文但普遍的担心：如果外国资本和人员大量进入，本国人可能在经济和社会上被“淹没”，甚至成为少数群体。在人口接近4000万的乌兹别克斯坦，这种担忧较弱，但他们仍然有对强邻过度依赖的警惕感，这在整个地区都是共同的情绪。

其核心原因在于彼此之间在文化上仍然有种陌生感。就学术领域而言，中国的学术圈对中亚的观察还有更深入的空间，而中亚学者对中国的运作逻辑同样陌生。这种“知识缺口”是当前最大障碍。若想建立长期稳固的关系，就必须弥合这一差距，因此民间交流与对话平台的重要性不可替代。

比如俄罗斯企业在中亚开展业务相对顺畅，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共同的语言俄语，文化上有天然的亲缘性，因此沟通起来会更顺畅一些。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在中亚开展业务要相对困难些。过去中国与中亚交集不多，很少有懂得当地语言的中国商人，即使依靠翻译，短时间内也难以彼此信任。我们没有一个稳定的交流机制，也不知道该如何互动，担心产生误解乃至“欺骗”，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更好地获得中国的资源和支持。双方缺少一套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这种不确定性阻碍了更深层次的经贸融合。

更复杂的问题是，在外语学习领域，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通常学习英语，把职业重心放在美国和英国；少部分人学德语或法语等“小语种”，与欧洲互动；极少数人可能转向俄罗斯或中东，学习俄语或阿拉伯语。那么中亚研究处在什么位置？可能和研究非洲地区的人一样，少之又少，也就无法向官方机构和大型企业输出足够的人才，难以实现有效沟通。据我们观察，中国对中亚的重视程度可能依旧相对靠后。

中国有非常出色的中亚问题学者，但面对巨大的合作前景，数量可能还不够。相比之下，尽管欧美对中亚的实际资源投入有限，但了解该地区历史、地理和文化禀赋的西方政商精英大有人在，并长期和中亚精英保持着交流沟通，美国人甚至在这里建立了几所大学或校区。

所以，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这两年中国与中亚国家都注意到人文教育领域合作的重大意义，北京语言大学在去年宣布要建立哈萨克斯坦分校，正是双方战略互动的诚意之举。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情况已有很大改变。中国带来的贸易和投资显著提升，有更多利益自然也就吸引到更多关注。我们的国家元首积极支持并协调大型项目或标杆试点，但日常运营总归回到琐碎，这就依赖双方一线办事人员提高主观能动性并融入当地。

从这个角度看，比亚迪是一家优秀企业，与外界渲染的“倾销者”不同，他们注意到中亚巨大的人口和经济增长潜力，颇具战略眼光地选择在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建厂，采取了相对本土化的经营策略，并保持着同当地的企业和官员产生了良性的互动。尽管早期见效不明显，但我相信这些本土网络都是企业未来区域扩张的重要基础。

比亚迪乌兹别克斯坦工厂比亚迪官网

中亚对其他国家的外交战略

ESSRA：你之前提到，与俄罗斯的互动相对容易，尽管存在历史包袱。你用了“可预期”这个词。能否具体谈谈这种可预期性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它又如何塑造你们与莫斯科的关系？同时，这种关系又如何融入你提到的“多元外交”战略？

奥迪尔·加法罗夫：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建立在长期而深厚的历史基础上。这并不意味着关系总是积极的，但至少是熟悉的。中亚人了解俄罗斯人，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商业习惯和政治动机。我们知道他们的长处和短板，也清楚他们可能在哪些地方会“设局”，同样知道如何在谈判中取得主动。这些互动遵循着一套不成文的规则。

我举个直白的例子。在与俄罗斯伙伴达成交易时，往往需要一个社交环节，特别是在谈判桌上一起喝酒。建立个人关系是他们文化中的重要一环。可以说，一次成功的谈判，可能需要至少干掉四瓶伏特加。这样大家都满意，在他们的文化语境里信任得以建立，协议也就能签下来。听起来或许简单，但这是现实的商业文化。而与中国同行则完全不同，因为文化差距太大，这些“默契”的规则根本不存在。这种可预期性和熟悉感，让俄罗斯在某些方面成为一个更容易打交道的伙伴，即使我们同时努力降低对它的战略依赖。

换个角度来看，中亚也可以帮助中国提升影响力。我们非常熟悉俄罗斯的诉求和内情，有着类似的资源禀赋，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可能量价更优。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历史上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外交定位和文化传统更加多元，能成为即将到来的“陆权时代”的枢纽，当美国和亚太风险增强时，无论中国想通往南亚、中东还是欧洲，中亚凭借与各个利益相关方长期维持着良好的关系，都能提供切实的帮助。

俄罗斯和中国构成了我们外交战略的核心，但这并不是全部。我们的整体战略有一个明确的称呼——“多向外交”（Multi-vector Diplomacy）。中亚五国都在坚持这一原则，这使我们的地区外交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核心理念是必须与所有大国保持友好，避免对任何单一力量过度依赖。

这意味着，即便俄罗斯受到制裁，我们仍会与之保持合作；同时，我们也会积极与中国、美国和欧盟交往。但多元外交并不止于大国之间的平衡。我们还主动拓展与中等强国的关系，因为它们同样能带来投资和机遇。例如土耳其、阿联酋、卡塔尔、韩国、日本，甚至包括马来西亚和越南这样的东南亚国家。我们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不受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对于身处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国家来说，这种平衡、务实、多元化的路径不仅是一种政策选择，更是生存和繁荣的必要前提。

ESSRA：在这种多元外交的框架下，你们是否发展出一个共同平台来与外部伙伴互动？比如东盟国家有“东盟机制”。中亚的“C5+1”是否有类似的效力？

奥迪尔·加法罗夫：“C5+1”确实是我们目前主要采用的机制，也就是由中亚五国加上一位外部伙伴共同参与。但坦率地说，我个人对它的整体效率持保留态度。最早提出这一形式的其实是日本。一位日本驻乌兹别克斯坦的大使建议举办会议，让五国外长与日本外长共同会晤。

自那以后，这种形式被广泛复制。美国有自己的“C5+1”，俄罗斯、中国、韩国也都有。甚至一些较小的国家也想效仿。例如，越南国家元首近期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就提出建立“中亚+越南”的模式。

问题在于，不可能和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套用同样的形式，否则它会被稀释，失去意义。它并不是一个真正高效的平台，无法承载深入、实质性的合作。它的外交作用更多体现在高层会晤，但具体细节性的工作，仍然主要通过双边关系来完成。所以说，虽然“C5+1”存在并被使用，但我们依然在寻找更有效的协调方式。目前而言，它只是一个暂时的选择。

经济“腾飞”的前夜：技术、能源与产业政策

ESSRA：我们把话题转向国内发展。当今全球最具颠覆性的两股力量是数字革命（包括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经济），以及绿色能源转型。中亚国家如何看待这些革命性技术？在信息技术、可再生能源和电力基础设施等领域，你认为主要的潜力和限制是什么？

奥迪尔·加法罗夫：总体而言，中亚国家对技术非常开放，也抱有乐观态度。我们把它视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路径。一些富裕和发达的国家有余裕对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保持谨慎甚至恐惧，因为它们已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而我们没有这种奢侈。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实现跨越式发展，而技术是最重要的动力。我们无意去批评或抵触它，而是要尽快应用、利用，并让它为我们所用。以乌兹别克斯坦为例，总统府内部最近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推动人工智能在政府服务和各类机构中的应用。

我们认为市场力量是创新主体。现在中亚已经涌现了很多互联网的“超级应用”，他们都是民营企业，并且激烈地相互竞争。这也带来风险，因为如Ozon、Wildberries等俄罗斯互联网巨头可以很快地进入中亚市场，如果不加适当监管，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吞并这些本土企业。虽然阿里巴巴等中国的头部企业也在该市场竞争，但遗憾的是，中国巨头往往比较保守，还没有发挥出其在技术、商业模式和资本上的优势。如何与本土和国际企业加强对话沟通，努力创造并维持一个不断创新的环境，这是中亚政府当前密切研究的课题。

可再生能源更是紧迫的优先事项。我们在能源安全方面面临重大问题。虽然本地区有一定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但它们都是有限的，总有一天会枯竭。因此，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并非选择，而是必然。中国在这一领域是显而易见的合作伙伴，它能以最具竞争力的价格提供最先进的绿色技术。

但真正落地并不容易。以风能为例，我去过新疆，看到那里成片的风力发电机，那是因为新疆有稳定而强劲的风力。但中亚大部分地区并没有这样的条件。除了像乌兹别克斯坦的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这样的少数风口地带，大规模推广风电并不可行。对于像哈萨克斯坦这样本就拥有丰富而廉价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来说，市场更缺乏动力在风电上投入巨资。

相比之下，太阳能看起来更有前景。我们这里阳光充足，一年里有超过九成的日子是晴天。但问题在于成本，尤其是维护成本。我们可以买来并安装太阳能板，但在尘土飞扬的环境里保持清洁和高效运转需要大量资源和投入。长期算下来，维护费用可能让太阳能比传统的油气更昂贵，这对经济上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图源：欧亚开发银行

ESSRA：在风能和太阳能都存在局限的情况下，还有哪些备选方案？另外，电力基础设施本身大多还是苏联时期遗留的系统，这方面又该如何应对？

奥迪尔·加法罗夫：没错。风能和太阳能的局限让我们得出一个务实但也颇具争议的结论：必须发展核能。这是确保长期稳定能源供应最可靠的方式。当然，大规模核电站一旦出事，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所以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采取了更谨慎的策略——不是建一座巨型核电站，而是计划建设六座小型模块化核电站。

但这套方案也带来新的地缘政治和技术难题。目前，唯一拥有成熟且经过检验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技术的国家是俄罗斯。法国和美国也在研发，但还没有经过同等程度的测试。俄罗斯的技术是可靠的，但它源自核潜艇系统，本质上并非为民用的开放环境设计。这就形成新的依赖困境。我们绝不能把能源独立性交到任何一个大国手里，无论是俄罗斯还是美国，保持平衡依旧是核心战略。

再来说说电网。现在的电力基础设施依然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老系统，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以及部分塔吉克斯坦连在一起。系统老旧，而我们自身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彻底现代化。这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如果有别国可以“断你的电”，这就是一种极度的脆弱性。理想状态下，应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区域电网以提高效率，但同时每个国家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备用系统，确保在区域电网瘫痪或被干扰时，仍能依靠自身供电。

吸引外资升级电网极其困难，因为每个大国都有自己的叙事。俄罗斯人会说：“不要相信美国人，他们只在乎赚钱，迟早会走。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会永远留下来。”而中国人则说：“我们会建得更好更便宜，然后适时离开。”在这些竞争性叙事之间为最关键的基础设施寻找出路，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关于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我觉得一定要从本国真实需求出发。我曾参加了北大国发院傅军教授组织的一次讲座，当时埃塞俄比亚前总统发言表示，“作为国家精英，我们必须了解自己的发展阶段，并寻求相应的外部帮助”，所以他们明确向中国提出需要更先进和全面的农业科技指导，包括卫星遥感等敏感技术，并在不懈努力下获得了中方支持。这个模式同样适用于中亚国家，我们首先要加强本国产业政策设计，然后再针对性地做招商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