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政治学家米歇尔·弗里敦（Michael Freeden）接受斯洛文尼亚季刊《十字路口》（Razpotja）的采访，谈及右翼附属意识形态幻想、反自由主义和政治教条主义，解释了民主不可能没有缺陷。翻译：武汉科技大学 吴万伟】

米歇尔·弗里敦

您的职业生涯几乎一直都在研究政治意识形态。如果我请你开门见山地回答我“什么是意识形态？”你怎么回答？

对公共政治语言的控制权的争夺。标准的定义是“意识形态是一套观点和想法，旨在批评、改造或者保护现有的或想象中的社会安排。”但是，在我看来，没完没了地争夺对公共政治语言的控制权是意识形态的最根本特征。

你说作为学者，你的目标之一是让政治思想研究尽量减少精英主义色彩：将其范围扩大，以包括更多的世俗表达。

不错。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途径一直将焦点集中在伟大思想家的经典著作上。但是，这并非政治思想的全部。我们每个人都有政治思想。这是很多人都参与的很正常活动，虽然在思想深度和表达方式上有不同层次。当然，对于像我这样受过政治文献阅读训练的人来说可能更容易些，但是，我们必须聆听民众表达的政治思想，因为他们对社会如何思考自身和概念化其政治安排产生更大的影响。

自从柏林墙倒塌，我们经常听到“意识形态死亡”的说法。但是，在西方大部分国家，政党仍然按照传统意识形态路线组织起来：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保守党等。但是，去年我们经历了某种悖论。一方面，在很多国家，就拿法国和意大利来说，传统的政党结构瓦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你说的世俗层次上的极端意识形态重生：极右翼在复兴反动传统，极左派则回归更加咄咄逼人的马克思主义形式。你怎么理解当今的历史时刻？

首先，意识形态不仅是发生在政党内的东西。政党未必是意识形态的良好代表。默认的情况是它们在结构和功能上倾向于更加保守一些：通常它们最不愿意接受创新，也最不愿意适应变化。其次，意识形态从来没有死亡。意识形态会以更微妙的形式继续存在。人们相信意识形态不再具有相关性的部分原因是20世纪的特定结构开始改变，但它们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不同方式重新组合起来了。

无论你什么时候思考政治，从根本上说（ipso facto），你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思考的。我们对自己想生活或不想生活其中的世界都有自己的偏爱，我们继续拥有自己对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公，以及人民代表应该如何选出等问题的论证，这些都是意识形态辩论。很多记者及学者暗示的意识形态已死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它们不过是改变了形式而已。

我甚至不愿意说它们的“传统”形式有任何简化：在诊断‘意识形态死亡’时，我们心中想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典型情况：庞大的、包括一切的体系。人们似乎把两次战争期间的阶段作为所有意识形态的评价标准。这就是为什么“意识形态终结”的词汇首先由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创造出来，当时，前几十年典型的政治斗争紧张关系似乎已经结束。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后斯大林主义“解冻”之间的40年是意识形态展现的高度非典型特征。那是规则的例外情况。

那么，规则是什么？意识形态的典型形式是什么？

更加松散的、更加灵活的、更少清晰表达的形式，不是由上面创造出来然后坐降落伞降落到社会，而是在临时联合起来的以各种不同形式组成的社会群体内部的对话中逐渐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