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印度教右翼的立场与盘算

值得注意的是，印人党的政策急转也获得了其意识形态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SS）的支持。

RSS作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长期视种姓为印度教内部的分裂因素，反而强调“印度教特性”（Hindutva）以超越种姓、语言、阶层等狭隘身份认同。反对种姓普查的立场反映出RSS的长期关切：种姓数据可能强化身份认同，削弱其构建统一的印度教选民集团。

然而，近年来RSS转变立场，开始支持种姓普查，甚至视之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契机。

在2024年的一次全印干部会议上，RSS最高领袖巴格瓦特公开表示：“若要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Samajik Samarasata），就要认清现实的不平等，并据此采取补偿性政策。”这类表态可以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软着陆”，标志着RSS不再将种姓讨论视为分裂性议题，而是作为实现包容性国家认同的必要代价。

RSS甚至希望通过普查推动“种姓融合”，如鼓励跨种姓婚姻和教育改革，以服务其长期目标——构建统一的国族认同和强大的印度教国家。

印度RSS 资料图

四、普查的风险与挑战

然而，莫迪政府推动全印种姓普查也可能遭遇多种风险挑战。

首先是全国级别的种姓数据一旦公布，势必引发全印社会各阶层不满与对立情绪。

此前由于缺乏权威的全国种姓数据，不同种姓群体在争取自身权利时仍然处于较为模糊的状态。一旦数据公布，实际人口少于预期的种姓群体可能对此强烈反对，而规模庞大却仍然落后的群体又将迫切要求政府进一步增加配额与福利，这种“高种姓剥夺感”或“低种姓配额扩张恐慌”，极可能引发法律诉讼、街头政治、集会抗议，甚至流血冲突。

例如，如果OBC人口确实超过50%，但当前中央配额制度仍为27%，则在政治层面势必引发“规模与福利适配”的浪潮。这可能迫使莫迪政府对最高法院判例提出的“50%配额上限”进行修宪或替代安排。

其次是如何保证数据本身的质量与权威性。

2011年印度进行社会经济与种姓普查（SECC）时，大量自创种姓名称及信息重复导致460万条记录无法校正，最终官方并未正式发布结果。本轮普查虽已明确采用AI去重和数字化工具，但能否成功避免类似的质量问题仍是未知数。

例如，种姓名称地域差异、自创自报名目庞杂、自报职业数据本身质量偏差等问题普遍存在，如果算法与人工校正能力不足，将严重打击莫迪政府的公信力，也使后续的政策实施变得异常困难。

另外，这次普查的数据还可能冲击印度经济运行。

在选票压力之下，公开的种姓数据为印各级政府面向私营部门设置“软性配额”创造条件。在高等教育、上市公司、公务员招考、政府采购等事项上，可能会出现更多“社会代表性审核”的条款，这将挑战印度当前由“市场效率”主导的企业招聘与人力资源模式。

例如，国大党已经公开提出，要推动私营企业实施种姓配额制度，这势必增加企业合规与人力成本，进一步加剧市场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在印度工业化现代化处于关键爬坡阶段的背景下，这类政策对经济运行的冲击不可小视。

资料图来源：印媒

五、数据驱动的“双刃剑”

尽管面临风险不小，但莫迪政府决心已下，未来一段时间将迅速推动相关数据采集、核验和发布，而地方邦发起的政治博弈也将围绕种姓数据展开。2027年后普查得到的数据将为重新划分印议会席位、再分配央地财政资源、调整配额政策等提供依据，而印度的政治版图与公共治理模式也可能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从更长远的视野看，如果莫迪政府能真正做到“数据驱动的精准治理”，利用种姓数据精准扶持基层、强化技能教育和就业机会，或将缓解种姓矛盾，逐步推动印度社会真正走向更加公平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但这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加深社会撕裂、加剧碎片化，危及印度民主基础和经济运行。

历史性地推动全国种姓普查，考验的不仅是莫迪政府的治理能力，更是印度社会自身应对敏感议题的智慧与决心。它不只是一次统计行动，更是一场关于“谁属于国家、谁享有权利”的深层次社会对话。

对印度来说，种姓普查可能是机遇，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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