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逻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任何做事儿的组织都必须靠钱来驱动。搞政治更是如此。你拿不到物质资源，光靠精神动力偶尔也能有奇迹，但从全国来看，肯定做不出靠谱的事情。别的不说，你的脱产干部就没钱生活，兼职的志愿者不可能搭起一个政治组织的骨干。所以，不管政治口号喊的多么好或者多么激进，落实到做事儿的时候，你必须讲清楚资源怎么来。你获取资源的方式，才是你最基础的纲领。

比如说，共产党说打土豪，分田地，让农民得好处。这是真的，也是这么做的，但共产党绝不是说分了土地就走，不向农民收税，不向农民征兵。恰恰相反，分土地的一大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征税、征兵。共产党不是开仓放粮，走到哪里抢到哪里的流寇，不是说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李自成，而是要踏踏实实搞根据地的革命党。所以，共产党也要征税征兵，大多数红军和解放军的士兵并不是心甘情愿当兵，也要各村分名额往下派；支援前线的粮食也不是农民自愿捐献的，要么是公粮，要么可以拿到将来抵扣税收的公粮。只是共产党会通过土改和清洗基层，用更高的效率和更公平的规则来征收农村的人力和物力，在减轻底层负担的同时，从农村拿到了更多的资源。

（此处参见：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战败主要是因为军事策略失误吗？ - 马前卒的回答）

在另一个方面，青年党口口声声说要反腐败，要搞民主，重铸国民性格，打造新的政治风气，同时坚决反对触动已有的经济社会，这意味着青年党主动放弃了任何从既得利益集团手里抢资源的想法。换句话说，青年党必须讨好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才可能通过社会改造拿到资源。这意味着青年党从一开始就是依附性质的党派。哪里的军阀现有实力最强，谈社会革命最少，青年党就一定会贴上去。

比如说，1923年建党的时候，青年党首先批判的是北洋军阀腐败无能又独裁，但一旦落到实践上，青年党首先跑去和南京的孙传芳合作，同时和吴佩孚讨论联盟问题，理由是孙中山的国民党联俄联共，违反了青年党最基本的原则。1924年，青年党的曾琦还和孙中山当面吵了一架，转身就配合孙传芳开办金陵军官学校，希望借此培养自己的干部。前面提到的刺杀蒋介石事件就是这时从孙传芳手里拿的经费。等到孙传芳和吴佩孚在南方被国共北伐击败，青年党毫不犹豫地去找张作霖和张学良，依附奉系军阀。第二代北洋军阀就三个，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他们的大腿被鄙视北洋军阀的青年党抱了一个遍。同时青年党坚决反对用青天白日旗当国旗，赞美北洋的五色旗。所以我前面说，分析一个政党的政治立场，首先要看他的经济政策，看他的经济基础。其他口号喊的再高调，经济基础也是压倒性的问题，也会最终决定你其他的政策。

等到国民党控制了中央政权，东北奉系军阀被日本人逐渐赶出东北，青年党开始转而从国民党、从其他军阀和保守势力拿钱。1928年，青年党在上海办《铲共半月刊》，就是从上海商人手里拿启动资金。山东韩复榘、四川刘湘这样的军阀也资助了很多。1935年，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在少年中国学会上和邓中夏临别握手的左舜生公开承认，说青年党训练干部的经费，“十有八九来自各省实力派”。这里的“实力派”三个字非常清晰地指出了青年党的立场，就是谁现在代表既得利益集团，我就支持谁，谁要造反，我就反对谁。

1935年之后，国民党成了中国第一大力量，青年党开始和国民党秘密缓和，一开始是每月拿5000法币的经费，当5000法币党。补贴经费后来逐步上升，最后青年党脱离民盟，一方面是立场矛盾，另一方面也因为资金全靠国民党，不得不脱离。在重庆谈判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青年党，说你们只有一些青年军官，没有地盘，从哪来经费？左舜生很尴尬，说了一句著名的回答“从中华民国找来”，被媒体调侃了很久很久。日后青年党中还有很重要的一派去了汪精卫政府拿津贴。总而言之一句话，从青年党拒绝破坏旧中国经济结构的那天起，青年党已经注定要站在所有党派的最右边，依附于任何拥有实力的军阀、富商。

这样，最左边的共产党和最右边的青年党经费就解释清楚了。一个是砸锅重新做饭，一个是赔笑脸蹭饭吃，这两个党派得到了活着的机会，为什么中间的党派不能像他们那样活下去呢？

这里我要谈另一个政治原则。就是信用原则。差不多20年前，我看过一个在内地很流行的港片系列《古惑仔》，里面有一句台词：“出来混要讲信用，说杀你全家，就一定要杀你全家”。这话乍一听搞笑，但仔细琢磨是有道理的，在政治上尤其有道理。

因为政治团体不是黑社会，必须有原则有纲领，这个原则和纲领不仅要讲给你的对手听，讲给普通人听，更要讲给你这一方的成员来听，让大家相信这个纲领是正义的，是正确的。这样才可能团结起一群人做事儿，而不是仅仅是搭伙做生意发财。作为政治团体里制定纲领的领导者，你说了要干掉某个人或者某个阶级，那就迟早要去做，就算眼下做不成也得准备着去做。因为这个团体里的其他人就是因为也认同这一点，才会团结起来做事儿。如果你忽然说不干掉这个阶级了，我们换个事做，那人心就立刻散了，因为你拒绝做他认为正义的事情。

这说明，足够大的政治团体不可能掩饰自己真正的目标，因为任何团体无法保证党内宣传资料不外泄。所以，从长期来看不可能搞战略欺骗，对着自己要干掉的社会集团搞亲善，积蓄实力，等到条件成熟了再翻脸，一举拿下，这是小孩子的想法。因为在那之前你这边有信仰有目标的骨干已经散掉了。从国家层面来说，政治一定是“阳谋”，不是“阴谋”。

这就给那些想走中间路线的政治力量出了难题。像第三党这样的力量，他们一方面想改造中国，想从那些占有财富盈余、却不做出有效投资的既得利益集团手里拿到资本，另一方面，他们不想采取太极端的暴力手段，不想挑动农民来起来造反，希望通过赎买、劝说、施加政治压力等方式去解决问题。这等于一方面摆明了与既得利益集团为敌，另一方面又自己绑住了手脚，不去消灭敌人。与虎谋皮的事情怎么能干呢？你用软刀子杀人，就指望别人像猪一样等你的刀子硬起来？地主看到共产党不要命不讲规矩，可能还怕三分，你是个讲规矩的，地主还怕你什么？

当然，赎买地主的土地，用整个国家进步之后的经济盈余再来补偿地主。这事情操作的好，未必不可能是双赢的结局。但你首先要保证地主相信这种事情存在。地主必然是农业社会的代表，对于农业社会的人来说，他们就是不相信世界上有连续增长这种事情，因为他根本就理解不了未来的工业社会是一个指数增长的社会。在地主看来，你赎买土地，给公债也好，给股份也好，都是赤裸裸的抢劫，和搞土地改革的共产党一样坏，甚至更阴险。所以，不要以为中间势力的手段和缓，就能赢得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他们不仅不会支持你，还会像对付共产党一样对付你。

更何况建立基层组织、供养控制地方的军队，抵抗外来侵略，这都是要钱的事情，也是立刻就要办的事情。日本人不会等你慢慢的做思想工作，其他国内竞争对手也不会。所以，走中间路线的党派不去摧毁既得利益集团，就只能暂时依靠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依靠他们的过程，就是政治组织逐渐放弃自己改造社会目标的过程，也是这些政治组织堕落的过程。辛亥革命后，革命党的迅速堕落，就是因为他们企图依托中国既有的社会结构搞渐进改良的缘故。

所以，在旧中国这个农业社会，想走中间路线改造社会的，要么被逼着往左走，撕破脸去消灭地主和投机资本家，最终和共产党走到一起；要么不自觉地往右走，一点点放弃自己改造社会的目标，和地主、买办、军阀、资本家结合到一起，最终变成他们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上面的坐标图，我又可以改成下面这张图：

两边是可以暂时稳定的低谷，中间是一个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完全不稳定的高峰。稍不注意，中间派别就会向两边滚下去。所以，民盟等中间势力最终变成了摆设。

但这个解释有个问题，大家应该也看出来了，就是右边的最低点是青年党，而不是国民党。国民党就算无能，就算和地主资本家融合，起码还是有点社会改革精神的，为何没有按照前面说的规律，继续往下落呢？为什么是国民党，而不是青年党拉上北洋军阀一起进入决赛呢？

我得说，如果不考虑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偶然因素，的确本来应该是青年党连同最保守的那批军阀进决赛，和共产党代表的革命势力争夺总冠军。1927年，蒋介石反共政变之前，就是这样的局面。共产党主导北伐军的意识形态，和青年党支持的北洋军阀对决。只是四一二政变把总决赛变成了伪决赛。

但是，就像前面说的。获取资源的方式决定了你这个政党的立场。国民党，或者说排除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翼之后，剩下的那个国民党固然也不愿意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倒是喜欢把自己变成既得利益集团，喜欢往右面滑下去。但是他们比起其他旧军阀来，有两个获取资源的方式是其他人无法复制的。

一个是拿外国援助，一个是吃关税。

所谓外国援助，对于国民党来说，首先意味着苏联援助。国民党之所以能从广东一个省打出来，占领东南最富饶的七八个省，同时迫使内地十几个省的军阀都承认南京政府是中央政府，不是因为蒋介石多么会打仗，也不是因为广东这个地方能支持一支对抗全国的军队。完全是因为苏联给了广东国民政府超出任何一个军阀的资源。苏联当时被帝国主义围攻，任何表示出反对帝国主义倾向的革命党派，都能得到苏联的支援，而中国国民党拿到的尤其多。

在苏联援助到来之前，不要说国民党军队，就连黄埔军校自己都用木头枪上课，苏联援助一到，几万支步枪，上千的机枪和近百门大炮就把黄埔军变成了中国装备最好的部队。孙中山一下子就从南方军阀的附庸变成了说话最硬的革命领袖。除了给枪给炮给子弹，苏联还给北伐军派了200人的军事顾问团，其中包含后来的苏联元帅和一群将军。像飞机和坦克等技术装备，纯粹就是苏联人自己驾驶的。这些援助是蒋介石这个黄埔校长成为中国领袖的最根本原因。

所以1926年和1927年，国民党两次要求加入共产国际，邵力子和胡汉民都在莫斯科喊斯大林万岁，要求第三国际直接指导国民党。蒋介石也因此成为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团成员，是中国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织里最高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