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体系下，绝大多数中国精英终生的最高目标就是职业教育，也就是国高级别的教育，其中65%是农科，21%是商科，剩下14%是工科，还特别集中于采矿和土建，完全处于产业链低端，再往上的通道基本封闭。1943年满洲国有6000个在校大学生，在东北的日本子弟占了55%，剩下45%还要优先给朝鲜台湾等老资格殖民地用，真正留给东北中国人的只有不到1000个名额。

这说明，如果说被列强殖民算是飞来横祸，那被日本单独殖民就是受教育阶层的灭顶之灾。当时朝鲜和台湾已经被日本占了，已经给中国做了榜样，所以知识分子对日本入侵，独占中国的行为有超出一般的警惕性。日本的威胁比任何国家的威胁都能激发中国知识分子的潜意识反感。在1918年前后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全面激进化，下定了抛弃旧中国的决心。新文化运动就是这么开始的。这个转变非常的快。快到什么程度呢？

1917年，康有为搞了一个孔教会，北京的大学生踊跃加入，清华还有一半学生加入，燕京大学也有三四成。虽然这其中有反感教会的原因，但也说明当时的年轻人对旧中国文化还是有很高期望的。到了第二年的1918年5月，日本和北洋政府签订了密约，取得了在中国境内调遣军队的权利。北京的学生就在五四运动前一年展开了一场2000人的抗议，要求并不是简单的废除日本特权，而是要求公布协定，不要搞秘密政治。即新知识分子对清朝留下来的军官集团已经很不满了，不再敬重任何既有的权威，不再信奉儒家的长幼尊卑之说。

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日本拿了青岛，知识分子已经不仅是站出来反对政府的决定，甚至不仅仅是像戊戌变法那样要改变政权，而是打算清算整个旧秩序，自己重新搞一套新体系。他们不信任现有的政府，不信任把青岛送给日本的列强，只相信自己，这在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所以我们现在通行的历史书把五四运动作为现代史的开始。

于是知识分子们就集合起来，打算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国。我们后来习惯把这个前所未有的中国叫新中国，当时大家常说少年中国。因为中国受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大多数还是第一代读新书的人，陈独秀、胡适这样的人也才二三十岁，所以知识分子运动往往意味着学生运动。学生们是少年，当时就盛行少年中国的说法。

五四运动开始后几十天出现了一个组织叫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前面说了，最高峰时有107人，但它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的缩影。不要看他人少，这100多人如果都活下来的话，可以给不同时期的政府搭建几套内阁班子，还能再搞一个社科院的架子。

毛泽东入会申请

比如说共产党这边，除了李大钊之外，还有毛泽东、张闻天这两个总书记，有策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恽代英，有政治局成员邓中夏，孙中山的秘书高君宇，搞上海工人起义的赵世炎，茅盾的哥哥、张国焘的副手沈泽民，还有那个先是一大代表，后来作为托洛茨基的第一个中国同志的刘仁静。国民党那边，有中央执委周佛海，后来是汪伪政权人物。杨亮功当过考试院院长，吴宝丰是教育部次长，沈怡是南京市市长。其他的名人还有民生集团的创始人卢作孚，国歌歌词的作者田汉，《辞海》的主编舒新城，主持北京猿人考古的杨钟健，中国博物馆里大多数你能看见的恐龙化石都和他有关系。至于朱自清、张申府那些文科教授，我今天在清华，就不用详细说了吧。

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合影，右三是李大钊，其他青年党成员居多

此外，少年中国学会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批人物，就是后来青年党曾琦、左舜生、李璜、陈启天、何鲁之、张梦九等人，这个党相当不小，而且重要性超出它的规模，我们一会要着重来提。总之这个100多人的组织，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第一大帮派，40年代曾有一种说法，说当今中国，已成“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了。

为什么呢？一方面我们要承认这里面确实是人才多，李大钊有识人之明，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当时中国极端缺乏受教育的人口，尤其缺乏对整个国家有一定了解的受教育人口，无论哪个政治势力上台，最后都免不了在这批人里面选骨干。总之这个学会内部囊括了从五四运动到建国的政治发展史。接下来我来谈谈这个学会内部的问题。

少年中国学会的历史并不长。1919年成立，1924年年会是最后一次还算团结的年会，分裂的原因是内部关于政治立场的分歧。实际上，1921年第二次年会就已经吵的一塌糊涂，关于学会是否需要有个“主义”是否需要参加政治活动的问题，左翼代表认为需要，右翼代表认为不需要，中间派则不置可否。最后投票，23个代表，17人主张要研究“主义”问题。但并没有确定要搞社会主义。

到了1925年，学会内部已经因为是否要搞阶级革命的问题而水火不容。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等几个共产党和前面提到的曾琦、李璜、左舜生几位青年党元老从讨论升级为打架，后来的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方东美夹在中间，挨双方的打才劝开。临道别的时候，邓中夏过来和左舜生握了一次手，说“舜生，谈是谈不到一起了，以后战场上见吧”。所以，毫不意外，1925年年会之后，少年中国学会就等于不存在了。再聚会，就到了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请吃饭的时候。

毛泽东填写的改组学会意见征询表

接下来，我着重说说前面提到的青年党。这个党很有意思，成立于1923年，仅比共产党晚两年，成立地点是巴黎。最初的一批成员和周恩来那一批留法共产党很熟，有很深的交情，也几乎都按照各种排列组合打过架，还在咖啡馆里像黑帮一样谈过停战。青年党对内的政治纲领很少，就是要求肃清政治，坚定地搞民主，几乎不谈经济问题，主张中国不存在什么阶级矛盾，全民一致就能搞定所有问题。对外则是坚定的国家主义，以强军为本，驱逐一切外国势力，建设强大的中国。文化上，青年党论述不多，总的来说是介于法西斯、儒家和法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属于政治上最保守的极右翼。

共产党与之正好相反，对内谈政体不多，可以争民主也可以是党领导国家，但经济上坚决要搞阶级斗争，要依托穷人搞革命，要剥夺富人的资产，要平分土地来动员农民，然后再谈解决中国的其他问题。对外方面，共产党也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但同时承认自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主张国际主义，只要有共同目标，欢迎别国支援中国革命，也乐于支持其他落后国家落后民族搞革命。文化上，共产党毫不留情地批判旧文化，对孔子和儒家不屑一顾。这是标准的激进左翼。

因此共产党和青年党水火不容，青年党把反共当成自己的第一纲领，青年党1923年成立，在中共党员只有几百人的时候开始专心反共，这个时候，青年党的核心成员和共产党的核心成员几乎都彼此吵过架或者动过手。接下来几十年，可以说，无论共产党做什么，青年党都必然反对，甚至不惜和投日之后的汪精卫集团合作。同时青年党还看不起任何和共产党合作过的党，比如国民党。

1926年，国共合作北伐，少年中国学会的七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青年党党魁的曾琦派人刺杀蒋介石，以阻止国共合作的北伐军前进。刺杀计划到中途，青年党发现国共分歧很大，即将分裂，蒋介石可能会站在反共的一面，就迅速叫停刺蒋计划。当然，国民党和国民党左派也发现了青年党的敌意，在南方对青年党下手，关闭了十余所青年党控制的学校，连抓带杀，干掉了100多青年党成员。可见前面邓中夏的临别赠言不是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