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作的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预测，经受住了实践检验。马克思的预测包括：中间产品/流动资本生产增长速度将超过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固定投资/固定资本占经济比重呈上升趋势；受过教育/培训的劳动力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有所增加；国际贸易将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更大比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占一国经济比重越高，其增长速度将越快。

全球经济发展事实和经济取得成功的中国充分印证了马克思的预测。中国取得了世界历史上主要经济体最快的经济增速，尤其是中间产品/流动资本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部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固定投资/固定资本占中国经济比重有所上升；国际贸易占世界经济比重有所上升，外贸占中国经济比重高于外贸占美国经济比重；受过教育/培训的劳动力较非熟练劳动力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增加。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起，马克思始终如一地阐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本身就是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产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概述了这一点：

“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

“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

“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最先发生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和发展中国家

马克思充分意识到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以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一发展过程并不均衡，因为经济各个部分的社会化程度不尽相同。正如他指出的：“当然，在一个国家里，大工业不是在一切地域都达到了同样的发展水平。”

当然，与单个国家内部相比，国际发展不平衡更为明显。在现代经济中，一些经济行业，如汽车生产、飞机生产、铁路、金融、能源生产等是被大规模社会化生产所主导，而其他经济行业，如农业、美发、部分零售业等仍被非高度社会化的小规模生产所主导。这对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是其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应指出的是，从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包括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取决于整体生产方式的矛盾，而非每个地区或国家的矛盾。因此，马克思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个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

马克思所提的这一点，对于了解始于20世纪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至关重要。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引发了全球大危机，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非发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而是发生在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沙俄）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

同样地，一个阶级能否发挥政治领导能力取决于其在整个生产方式中的总体地位，而并不一定取决于它在一个国家中的数量多寡。因此，马克思指出，即便在大规模社会化生产尚未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这并不能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因为大工业产生的无产者领导着这个运动并且引导着所有的群众，还因为没有卷入大工业的工人，被大工业置于比在大工业中做工的工人更糟的生活境遇”。

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在中国得到了戏剧性的体现。迄今为止，推动中国革命的最大力量是农民，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但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

总结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就不能不考虑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至21世纪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影响。由于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方式发展不均衡意味着全球将发生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在所有生产高度社会化后，才会发生这种过渡。即便在21世纪，当一些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一方面，现代全球经济和国民经济的许多行业的劳动社会化程度极高；另一方面，在许多其他行业，仍由个人、家庭或小规模生产主导。事实上，在21世纪初，全球范围内的大多数人类仍在从事相对小规模的生产。总之，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早在所有经济行业都被大规模社会化生产主导之前就开始了。

从实际的效果而言，早在生产完全社会化之前，工人阶级就已经掌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和中国。因此,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采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当然，这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因为在这些国家，小规模生产仍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在农业领域。

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搞革命要从本国的特点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原理。图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撰写的主要著作。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由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发生在所有经济行业都被大规模社会化生产主导之前，那么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尚未完全发展的新社会主义的结构将会是什么样的？

显然，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从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渡，以及所有资本主义生产的终结，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公有制和私有制将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

马克思后来对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高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作了更详尽的分析，但与《共产党宣言》中所作的分析完全一致。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马克思指出，在过渡之初，“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不可能实现的。相反，作为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社会，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报酬、产品与服务应“按劳分配”。这是交换价值的基础，即便是在国有行业，“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

因此，令人遗憾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平等现象必然存在，“而劳动，要当做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马克思认为，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过渡时期，才会实现按需分配取代按劳分配的最终目标：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从经济角度来说，它完成了从基于“交换价值”的资本主义经济向基于“使用价值”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经济/社会的过渡。

如上文所述，另一个存在的问题是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国有财产外，资本财产也会存在，所以资本财产收入也会存在。这引申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其他问题。所有这些理论问题都对中国的发展乃至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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