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规避这一问题所带来的影响，但这意味着它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将不得不有所上升。比如，它可能需要额外花费GDP的0.5%用于研发，以抵消美国阻止中国利用后发优势的影响。

此外，人们对创新有所误读。有些人认为创新足以催生好点子。但事实上，好点子不能自动改变世界，还需要有把好点子变成现实的投资，然后好的创新点子才能改变世界。比如，互联网这样的革命性创新是一个好点子。但是互联网是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改变世界的呢？当它体现在对计算机、电信设施、路由器和整个电力系统的巨大投资中。

美国一年的研发投入为4万亿美元，中国的则为8万亿美元。中国能够在越来越多的技术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并不是因为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比美国同行聪明，他们都同样有才华。但是因为美国一年的研发投入为4万亿美元，中国的则为8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当一名美国科学家或技术人员拿到一美元经费时，中国科学家或技术专家则可拿到两美元经费。比如，正是由于中国大幅增加研发投入，它才在新能源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及强度态势(1995-2020年)

中国仍需增加研发支出，这将是中国未来20-30年的重要经济目标。

我最近参与了一项利用大数据分析全球210个经济体的研究。这是一个为期五年的研究项目，我们完成了首批部分研究。使用这种方法，该研究发现了以前研究中没有发现的大小经济体发展模式的差异。该研究收集的160多个经济体的净固定投资与GDP增长率之间关系的数据表明，大型经济体的净固定投资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

世界前10大经济体的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为0.95；对于世界前20大经济体(石油/天然气出口国除外)而言，这种相关性为0.93；对于世界前50大经济体中(石油/天然气出口国除外)而言，这种相关性为0.90。但是，如果把所有经济体放在一起看，那么就不会看到上面提到的相关性模式——因为这种模式被大量规模较小的经济体所掩盖，而这些经济体只占世界GDP的极小部分。

此外，我们还分析了预期寿命和人均GDP等社会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这表明，中国的预期寿命比其人均GDP发展该有的水准高出约两岁，但美国的预期寿命则比其人均GDP发展该有的水准低两岁多。我们可以在许多其他研究中运用类似的技术。

我研究经济学已经40多年了，和其他科学一样，我们重视数据。本周末，我们将发布一份关于中国经济的大数据报告。届时我们将与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就此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主持人王冠：我相信我们的新经济发展模型实际上非常重视公平问题，有人认为实际上对于治理体系来说我们有很多成功，也有一些失败的案例，但是您怎么看新自由主义、新经济模型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它的应用是怎样的？

罗思义：首先，没有哪个真正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国家是因为遵循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其次，有人试图声称社会主义行不通。但如果我们回顾1984年以来所有国家（包括所有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国际可比数据，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实现了自那时以来最快的经济增长。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同期增长第二快的经济体是社会主义国家越南。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全球南方有一些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们的经济发展也较为快速，如印度、埃塞俄比亚、土耳其、孟加拉国，尽管它们的经济增速不如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越南快。但分析这些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如投资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它们的发展模式与中国相似。也就是说，虽然它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们的发展模式和长期投资增长趋势与中国非常相似。

但如果再看一些较小的经济体，就会发现它们的发展模式截然不同。因此，使用大数据将大大提高研究效率，否则无法对众多国家以及其不同阶段的数据进行大规模分析。

历史表明，事实上，没有一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是采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来取得成功的。例如，美国在早期发展过程中通过保护主义实现了增长，而在二战期间，其增长最快的时期是由政府投资主导的。欧洲和亚洲四小龙取得成功，并不是采用了新自由主义政策。

因此，在任何分析中，我们首先必须关注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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