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学生运动之后，时人关注重心已渐渐转移，不再只限于修一己之身的私德。不过，此际的爱国运动并未完全脱离道德革命的轨迹，在宣扬为国、为社会时仍不忘强调个人，宣传共产主义者，也还张“不牺牲个人于公众，不牺牲公众于个人。全体享乐，各个享乐”。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于道德的认知上，时人有着很大的分化。有些中国人在生活伦理方面的突破已超过其所追随的“西方”，在1921 年北京各界送别杜威的大会上，女师大的代表吴卓生致词说:“中国人有许多崇新太过了，以为男女之间可以毫无拘束，所以很闹些笑话。”

两年后，另有学人观察到，学生界中“愈多借着自由的美名， 而实行他放荡无节制的生活” 。为此，一些人还特别组织了一个“青年八不社”。

如果说青年在生活方面的行为突破尚可“借着自由的美名”，政治行为的堕落则已不需什么名目。当时攻击政治腐败的言论比比皆是，舆论多认为议员、官僚、军阀等“道德人格之堕落实为可惊：以金钱为指针，以地位为标准，举凡所谓主张政见、公谊私交，莫不为金钱地位所左右”。这些现象均表明道德伦理革命在其最基本的意义上距成功尚远。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才有本文开始所说的迎受“穆姑娘”的故事。许杰先生晚年对“模拉尔小姐”的回忆，提示着这一口号也曾引起时人的一些关注，但公发表的反应似不多见，只有钱玄同等少数几个人对吴稚晖有所应和。1924 年，钱玄同因吴虞（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反礼教偶像）在报刊上发表艳诗捧妓女，斥其为“孔家店里的老伙计”；文中再次提到穆姑娘说，“孔家店真是千该打、万该打的东西”，不打则“穆姑娘(moral)无法来给我们治内”。

但“治内”的呐喊并未引起时人特别的注意，“穆姑娘”作为继续推进道德革命的口号也未能深入人心。这与重群体轻个人的世风直接相关。

钱玄同即认为私德败坏的情形恰因过分强调救亡所造成，他说：“从前倡言革命的人们(孙中山、吴稚晖数先生除外)，其目的仅在救亡。救亡固然是极应该的，但革命底目的决不在此。以此为革命底目的，实在是根本大错误。”问题是，“现在的中国人，工艺与政法固然很坏，固然应该革命，而道德与思想则更糟糕到了极点，尤其非革命不可”。

傅斯年1932 年论及陈独秀时说:“独秀当年最受人攻击者是他的伦理改革论，在南在北都受了无数的攻击，诽谤及诬蔑。我觉得独秀对中国革命最大的贡献正在这里，因为新的政治决不能建设在旧的伦理之上，支持封建时代社会组织之道德决不适用于民权时代，爱宗亲过于爱国者决不是现代的国民；而复辟与拜孔，家族主义与专制政治之相为因果，是不能否认的事实。独秀看出徒然的政治革命必是虎头蛇尾的，所以才有这样探本的主张。”其实这也大致是新文化人曾共有的观念， 但在后来政治革命的大潮席卷中，这样的观念似已成为回忆的“历史”了。

的确，1925年之后，中国一直处于“革命状态”，越来越强调国家、民族至上，个人的道德伦理渐处于从属地位， 曾激烈一时的道德伦理革命便这样疏离出思想言说的中心， 留下的只是“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以及一些淡然的回忆。“穆姑娘” 的提出在当时既未引起充分的关注，在后人心目中也远没有“赛先生” 和“德先生” 那样重要。

穆姑娘在中国的命运未免悲哀， 而五四后期道德革命深入发展的说法可能也需要修正。

对“个人”前所未有的强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提倡的“新道德” 之核心观念，但这一倾向显然与清末以来群体意识和国家观念急剧上升这一主流趋势之间存在着紧张、冲突甚至对立，因而个人与群体(国家和社会在此意义上是近义词) 的关系应该是理解和认识新文化运动之道德伦理革命的一个关键视角。

同时，“道德伦理革命”还有超越个人和群体的一面，即其本身提出的规范行为的要求，这也不能忽视。

新文化人在主观意识层面试图将传统道德规范或摧毁或摒弃，他们认为这些传统不仅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甚至妨碍社会关系的更新；那么，在新的社会之中，人们应怎样处理人世间的种种关系呢? 所谓“道德伦理革命” 正是因应这一多少带有悬想意味的时代需要而存在，其任务是想要建立适应新社会的新型道德伦理规范。当市场经济的冲击导致20 世纪末社会关系又一次剧变时，许杰先生回想起久违的“模拉尔小姐”，正提示着新文化人的遗产也包括一些尚未完成的任务。

（本文原刊于《历史研究》，转载时略有删改。）